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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满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9(6):87-93
汉字与汉文化相伴而行传到国外,日本吸收,借鉴了汉文化,同时也借用了汉字这种文字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又与日本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带上了日本特色,天皇的名字从本土的日式名转为重视汉字意义的双字名;年号的用字也从浅层次记事而转向深层次寓意,而且一定要源自中国文献典籍,天皇名与年号的用字变化正反映出汉字与日本文化的综合过程。 相似文献
2.
日本人名用汉字数量变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刘元满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4):140-146
日本的常用汉字数量在二战之后受到限制,1951规定人名用字除常用汉字外,还可以使用92字。常用汉字数量比较稳定,而人名用字却经过数次调整。1981年前为稳定期,之后为多变期。而多变期又由微调逐步到大规模调整。2004年,《人名用汉字别表》更名为《汉字表》,扩大为983字。现代技术对汉字使用影响很大,人名用汉字又有浓厚的汉字文化特征,日本国家汉字使用政策变得更为宽容。人名用字数量和字体都需要慎重对待,读音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相似文献
3.
刘元满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7(3):151-157
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由于多种原因在中国、日本古代出版业都一直未占主流。近代机械活字印刷术在19世纪初由西方传教士带入我国,一席掀起的外车人研制中文字模的热潮至50年代末告一段落。日本幕末时期也有人尝试活字印刷,但到1969年姜别利被请到日本“传经”才走上正轨。日本后来居上,很快向中国逆向输出活字。探讨这种结局的形成原因是一件饶有举趣的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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