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规避条款的“超著作权”效应及立法应对

技术措施和反规避条款的出现,旨在使网络环境下具有纯粹公共产品属性的作品恢复排他性,从而为私人提供作品创设激励条件。然而,技术措施和反规避条款的存在实际上赋予了版权人一项新的"接触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危害公众利益的"超著作权"效应:公有领域信息的私有化、合理使用制度和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困难。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只有通过修改反规避条款的适用类型、设置间接规避的例外、引入自愿加第三方介入模式保证反规避条款例外的实现,以及对违法加密行为进行制裁,来重构技术措施保护制度,才能重塑网络环境下版权的利益平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的制度调适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单纯的公法保护不能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利益,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发展,因此需要以私法保护作为补充。在私法保护中,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件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现状有一定的差距,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故可通过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互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利益衡量法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正当竞争认定中的运用

利益衡量法为认定数字经济时代的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利益衡量法契合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制法属性，亦符合不正当竞争的客观认定标准。在零和型竞争纠纷中展开利益衡量，要坚持多元利益的整体权衡，并以良好竞争秩序的制度利益作为最终衡量标准；在非零和型竞争纠纷中展开利益衡量，应借助比例原则实现受损利益与正当抵消利益等多重利益冲突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