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治疗”还是“基因增强”？——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开展的一项公众态度调查数据,细致探讨公众在该事件上的认知评价,尤其是对于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态度。结果显示,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对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技术均表示接受的比例占到近半数,对两种技术均表示反对的比例占到两成,仅支持基因治疗技术的占到近三成,几乎没有受访者只支持增强技术。公众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了解程度越高、风险/伦理意识越强,则越不支持基因编辑技术在治疗和增强方面的应用;对科学家越信任、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公众,则更支持单纯的基因治疗和治疗与增强的双重应用。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要在基因编辑技术这类涉及人类安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风险与受益、伦理问题等）展开更为广泛的科普和伦理讨论,提升前沿技术应用的公众感知度及面向科学家的制度性信任,充分把握新技术认知接受上的群体异质性及保障实践应用上的群体公平性,让这项技术的应用在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轨道上安全有序推进。     

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资金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着重分析了震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网络和灾后恢复的制度性安排等因素对农村家庭获得住房重建资金的方式和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震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社会网络资源量较丰富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住房重建资金。家庭社会网络中亲戚比例较高对于家庭获得亲友借贷的金额有正面作用,但对获得更多建房资金却有负面影响。政府统一建房补贴和银行贷款政策都更偏重于处在受灾更严重地区的家庭。可见,灾后重建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社会网络遵循相对优势法则配置资源,而政府灾后恢复制度则更可能遵循相对需求法则进行资源配置,二者共同支撑着灾后恢复重建。     

灾后住房重建中的家庭、社区和政府动力机制分析

灾后重建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多重动力机制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使用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动力、社区动力和政府动力对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家庭的个体特征对住房重建速度的解释力较弱,但本社区其他居民的住房重建速度则通过社会比较和规范压力的机制影响了家庭的住房重建速度。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够加快住房重建速度,而行政干预则会延缓住房重建速度。研究结果表明,灾后重建行为不只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一种嵌入于群体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措施中的集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