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行为的三重评价:成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并没有成为刑事诉讼法的中心点,它是该领域研究的最小分析单位。本文不纠缠于学术谱系的考古,而从功能性原理出发,逐一讨论三个评价系统(成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诉讼行为如果不成立,则不产生合法与否、有效与否的问题。三重行为象限图明晰了两组划分("合法/不合法"和"有效/无效")存在着交叉关系。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性后果包括四种可能性:"合法无效"、"合法有效"、"不合法无效"和"不合法有效"。     

刑事检察业务指标考评的机制、问题与对策——以W市检察院为例

"指标最优"可以说是相对合理主义场景下我国刑事检察业务考评的运作逻辑和现实选择。目前以检察机关整体为对象的考评模式占据主流,而检察官个人绩效考评被较少关注。通过对检察业务考评机制的历史演进以及运行状况等基本内容进行介绍,以W市基层检察院2019年度考评指标为样本,对考评指标的设置体系和计分方法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问题:一些指标过分追求有罪判决,不符合诉讼规律;一些新制度指标急于求成,偏离制度设计初衷;一些指标过于关注办案数量和效率,无法保障案件质量。应取消以有罪判决为导向的刚性指标,在保障办案质量的前提下考虑办案数量和效率,取消对认罪认罚适用率的硬性要求。     

司法形象公正若干问题之管见

在司法活动中 ,形象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外在表现形式 ,有着独立于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的特殊价值。笔者通过剖析形象公正产生的原理 ,探究形象公正的终极价值 ,提出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形象公正的基本要求 ,以期对该理论的完善有所裨益。     

律师辩护观的要素缕析、模式变迁和进路选择

辩护观是在辩护冲突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为协调与被告人辩护关系时所遵照的价值准则.在辩护观的形成过程中,辩护律师应权衡被告人的利益、被告人的意志以及司法正义三个基本要素.我国律师辩护观历经国家本位模式、独立辩护模式及相对独立模式的变迁.当前,我国律师辩护观的形成与论证的方式普遍存在着基本要素欠缺、程序实体混同、权利属性模糊及要素权衡泛化的问题.区分实体形成行为和程序形成行为、固有权利和继受权利,将之作为“自变量”,以辩护观三要素作为“因变量”,并考虑积极与消极层面的区别,构建“矩阵型”的选择进路,可使基本要素权衡方案更加科学、周全、实用,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引导更为合理的行为输出.     

论行刑交叉案件的处理

我国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中适用“以刑止行、先刑后行”的程序。参照英、美、法、德、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反思我国“以刑止行、先刑后行”的处理程序的确立原因和弊端,应根据行刑案件的关联性及前提关系,赋予当事人范围不同的有限程序选择权,设计处理行刑交叉案件相关程序。     

修复性正义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修复性正义是在反思与批判报应性正义的基础上,一种旨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社区与社会之间正常利益关系并实现正义和谐的刑事理念或价值取向.修复性正义起源于古老的宗教仪式,是对报应性正义的批判.修复性正义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在我国有着广阔的正义基础和制度空间.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我国传销犯罪研究的可视化回顾与理论反思

通过分析我国传销犯罪的研究变迁,揭示该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判传销犯罪的发展规律、完善法律规制措施、打击传销诈骗犯罪、保护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产权提供决策参考。以CSSCI与北大核心中收录的"传销"相关的主题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对传销犯罪研究进行可视化回顾。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历经了"传销行为进入法律视野""传销行为的刑事规制""新型传销的查处与规制"三个时期,目前在研究方法、程序及证据理论、实体刑事规制等方面依旧薄弱,应当兼顾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立足国情的同时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实现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