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语境中的"体制"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体制是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社会习俗、意识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其生命力远远强于文字的规定。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文学在其自身内部也有了一种已经规范化了的体制;而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文学变为由社会多种力量参与建构的产物,文学体制作为维持文学生产的秩序性力量,它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权利、想象与规则等因素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生产性的机构和中介,体制通过系统化的习俗惯例和传统来建立和传播知识和信仰;作为维持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力量和系统,体制已经深入到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社会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化现象的形成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辩诗：论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之非虚构观

宇文所安在其对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研究中提出中国文学传统中"非虚构"的特点。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臆断。然而实际上,他所谓的"非虚构"观主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阅读传统的片面性描述,它概括了中国古人对诗歌意义的一种理解方式和倾向,但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有效性。     

传播学中国化：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

“传播学中国化”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即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梳理该议题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形成对“传播学中国化”较为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接续和回应围绕其合法性和可能性引发的讨论与观点。这些论争隐含了“传播学中国化”作为在地经验的研究与西方学术霸权乃至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传播学中国化”应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场域中,首先借鉴和入乎西方理论之内,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在地经验,彰显其理论的特殊性一面,进而超越和出乎西方理论之外,在全球视野中互映中西方传播理论,在对话融通中提升中国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一面,最终实现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全球在地化。     

超越西式全球化：“一带一路”与全球化再造

当今世界围绕全球化出现了两幅充满张力的图景：一边是西方主要国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另一边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初见成效。在全球化进程面临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新型全球化模式的探索性方案。通过追溯全球化的历史痕迹可知,这一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时代性表征的特点,自西方诸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主导现代全球化进程以来,体现出霸权性和同一性的特征。因此,所谓逆全球化的兴起并非对全球化本身的抛弃,而是对西式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失衡发展困境的反思。而“一带一路”在基本内涵、路径和存在逻辑上都有另一种不同的呈现,在异于西式全球化的同时力图超越后者的困境,针对当代世界谋求多元共同发展探索一种更为均衡普惠的全球化模式,并以此回应逆全球化的危机问题。     

台湾报纸在两岸新形势下的多重角色与走向

台湾报纸媒体在两岸交流中扮演着媒体先行、媒体纽带、媒体维稳和媒介平台等多重角色.在当前两岸新形势下,以<中国时报>为例,台湾报纸继续发挥总体积极的信息传递和舆论功能,充当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推动力.未来两岸新闻媒体可尝试开创"两岸共同媒体"等新型合作模式,以共享的媒介文化来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