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底层平民立场

南方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是农民工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底层平民立场是草根创作区别于农民工小说精英创作的重要特征.对分隔城乡户籍制度的否定、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的嘲讽与否定、对保护富人政策的质疑、对生存权平等与人格平等的吁求,是草根创作底层平民立场的具体表现.草根创作的底层平民立场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创作姿态,又是一种贫民性的文化立场或价值取向.     

方方笔下的两种人生

方方在“新写实”的热潮中崛起于中国文坛.在“新写实”的喧嚣之后,在作者、读者及批评家的激动与亢奋过去之后,我们有必要再次梳理和审视方方笔下的人生.纵观方方小说所反映的人生,我们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沉重而深邃的人生人生之沉重,在于其丰富的生活蕴含及其触发的沉潜的人生思考;人生之深邃,在于作品深入而透彻的人生透视和对人的生存的哲理探寻.我们在方方的《风景》、《祖父在我心中》、《桃花灿灿》等小说中,不难看到这种人生.     

试谈茅盾对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

茅盾对我国当代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是这位伟大作家、批评家文学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教益和启迪,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 茅盾早在二十年代即倡导文学“为人生”,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更认同了文学为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及时把握了新时代对文学的新要求,明确指出:文学“要以艺术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改造千万人民,用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去鼓舞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一句话,要通过文学作品给人民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这一标准出发,茅盾十分注意小说的倾向性与真实性。     

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末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分蘖为一种 文体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有着明显的标志物。文体成熟的内在标志物是:在政治、历史、文化等 三大领域内确立了特定的叙事板块,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独特的 主旨。文体成熟的外在标志物是:小城镇叙事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 审视对象的作品。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的深化,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 学界忽视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文体成型。     

主流农民工文学形象塑造的价值判断

价值负载“空缺”是农民工形象塑造的显著特点:作者既不以人物的“落后性”来展示人物的负 价值,从而间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也不以人物“先进性”来展示人物的正价值,从而直接从正面表达自己的 价值追求。农民工形象的特殊价值负载状况与作家的双重视角密切相关。“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是导 致创作主体内在价值冲突的关键因素。     

再谈严肃文学的“危机”

严肃文学发生“危机”是历史的必然。“危机”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是：教育发展所致的社会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迫使文学重新定位，迅速崛起的类文学与严肃文学展开竞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弱化严肃文学的认识功能，新型的文学流布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运作方式与生产体系。“危机”的出现主要是我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     

现代传媒与文学的佳作效应

传播文学广西和调节、监察文学的运作是现代传媒作用于当代文学的两种主要方式。广泛流布文本，增哟文本的作用力度，丰富文学的感受层次是电视、因特网、广播这三种传媒对文学的流布与接受作出的主要贡献。现代传媒促成了作品的遴选机制，而遴选机制又带来了文学创作的佳作效应。这一效应的出现导致了“名家现象”的淡化和作家生存层次的分布变化，加大了作家的从业难度，加快了已有成功之作的“精神磨损”，对作家自身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     

《围城》的戏谑性初探

讨论了《围城》戏谑性的主要表现,并从文本建构角度探讨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成因,继而,分析了形成作者钱钟书戏谑心态的原因:儒道文化思想使作者身处乱世而胸怀淡泊宁静,采取了回避时代主潮、远祸全身的写作策略与处世态度,而渊博的学识又使作者沉迷于以学识穿透人生的乐趣之中,尤其刻意寻求知识的雅洁渊深与凡俗生活的鄙陋平庸之间的反差所致的恶谑感。认识《围城》的戏谑性,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名作以及现代闲适思潮的文化背景。     

论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意象图式与隐喻编码

在符码性质与符码组合层面讨论柳宗元愁苦愤懑情感的意象化,解析其流寓诗文创作的隐喻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承载柳宗元隐喻思维的意象图式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源域与目标域只存在一组对应关系的单质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三种隐喻建构方式：一是基于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流寓心理,选择带有民族印记、积淀着历史文化的“表象”以构建意象图式;二是在传统隐喻结构上添加语码,赋予已有意象图式新的隐喻功能;三是进行个人化的“表象赋值”,在特定语境中自然生成单质意象图式。单质意象图式在柳宗元的流寓文学创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第二类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至少存在两组对应关系的化合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两种隐喻建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采用古代典籍中的人和事作为“表象”,通过化用、截取、转喻、串连、融汇等方式,建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域（子集）的隐喻结构。第二种方式是利用“表象”的复杂属性作为映射源,构建源域与目标域存在多组对应关系的隐喻结构。化合意象图式能够高效阐释柳宗元特殊而复杂的流寓心理。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