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对赵树理的影响

文艺大众化问题,实质是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第一个高举文学通俗化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首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响亮地提出了“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口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待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三十年代初,“左联”成立了,在此前后,一批革命作家发起了一场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到1932年冬天,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论及的问题更为深入、广泛。在1934年夏天,又开展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这几次讨论,涉及到了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以及作家如何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言论不免片面、肤浅甚至错误,同时也存在着说得多做得少,切实的动员发动工作做得不够细致等缺点,因此,革命的大众化的作品并没有产生多少;但是,这     

高晓声小说的心理描写初探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心理分析几乎是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高晓声正是一位善于剖析人物心理的作家。他把心理描写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以多样的手法和深刻的剖析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而独树一帜,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試諭魯迅杂文的艺术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应力求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四人帮”横行之时,极力反对文艺批评谈艺术性,只能谈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性”。对于鲁迅作品艺木性的研究,几乎成为空白。砸烂“四人帮”,文艺批评百花齐放。本文就鲁迅杂文的艺术性,谈一点极不成熟的看法。     

试评李贽的《藏书》

《藏书》是我国明代主要法家思想家李贽的主要著作之一。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列宁也曾经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毛主席更明确地指示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了彻底批     

鲁迅谈“删”

写作,是一项十分细致、艰苦的工作。文章初稿写出,这仅是毛胚,没有成为成品,还需要进行一道严格的审察加工的过程。而“删”,就是这加工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所谓“删”,犹如园丁对花草树木的整枝理叶一般,对文章进行去芜留菁,去伪存真,剔除浮词,挤干水份的加工提高。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极为重视文章修改、出版过程中的“删”的工作。他不仅对于“删”的正反两方面的重要性作过多方面的深列的阐述,而且     

试论高晓声的象征性小说

一象征性小说,即具有整体性的象征意义的小说。近两年来,高晓声创作了一些象征性小说,如《山中》、《鱼钓》、《大好人江坤大》、《绳子》等。对于这些作品,不少人肯定它们的现实主义性而否定它们的象征性。诚然,它们是现实主义作品,但若只把它们视作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却是片面的。应当看到,它们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象征性的。一些人之所以会因它们的现实主义性而排除它们的象征性,大抵是因为受到象征性(这里所说的象征性自然还是指作品整体意义上的象征性,下文皆同)和现实主义是不相容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象征性仅属象征主义,而对象征主义的文学现象又缺乏全面的认识。象征主义无疑是强调象征性的,又无疑有很大偏颇。象征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关于现象世界和不可认识的隐秘的实质世界的双重学说,以及极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