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     

上海史研究四十年

中国人把上海历史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来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形成一个高潮。通志馆同仁的研究把上海史推进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了这项有价值的工作,拟议中的《上海通志》终未成定稿。抗战结束后上海市文献委员会试图继承上海市通志馆的未竟之志,续修《上海通志》,开展上海史研究。他们编辑的《上海文献丛刊》(已印六种)便是努力沿续《上海掌故丛书》的结果,《上海     

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

苏报案中吴稚晖告密与否,是章太炎、吴稚晖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由于吴稚晖后来趋于反动,鲁迅又曾在一篇文章中道及此事,于是,吴氏告密之说几成定论。本文分析了章、吴当年论争的具体内容,列举了苏报案当事人蔡元培、章士钊对此事的看法,查考了苏报案前后章太炎等人活动情况、清廷官员镇压革命的往来电文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认为章太炎等当时革命活动本属公开进行,亦早为清廷注目,无密可告;章指吴告密纯系诬指。作者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因一个人主流不好,就连其一定时期的作为也不予承认,乃至把一些不该有的污秽泼到他的脸上。作此文,为个人辨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     

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

近代上海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建立了一套与中国古代城市完全不同的城市市政建设和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在构筑近代城市物质形态的同时,也造就和培养了近代的市民意识。这种市民意识,就是为了适应近代城市生活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关于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权力与义务。上海市民意识的萌发是上海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巨大推动力量。     

同心同德 兴旺发达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宣告:“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保证,在于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纲领,这主要具体体现在胡耀邦同志以此为题所作的报告中。全党、全国人民循此以进,就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会实现邓小平同志所宣     

“四人帮”与青红帮

“四人帮”与青红帮,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青红帮发端于清初;“四人帮”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猖獗一时。青红帮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以后盛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人帮”的祸端,则发于社会主义社会。青红帮品类复杂;“四人帮”则挂着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的招牌,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然而,“四人帮”与青红帮,却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追本溯源,“四人帮”的祖宗是青红帮,不过它把它的祖宗     

《民报》案审讯补记

拙文《〈民报〉“封禁”事件诸问题》(《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辑,以下简称《诸问题》),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民报》案有所记述。近蒙友人抄示台湾《中     

Civil Consciousness and Shanghai Society

ThisarticlewillexaminehowtheimportationofWesternimplementsandsystemsfacilitatedthegerminationandgrowthofcivilconsciousnessinShanghai,andthusthereasonswhyShanghaisocietyhasbeenintheleadinChinasincethelateQingdynasty.FromAstonishmenttoImitationInmodernChina,contact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havebeenfullofrepercussionsandconflicts,manyofwhichfirstoccurredinthecoastalcityofShanghai.ItwasinShanghaithattheWesternizationMovementgaineditsmostconspicuousachievements,theideologyofreformflour…     

李二先生非汉奸

李鸿章在世时，声誉之隆，两宫特别是慈禧，对他的宠信之深，一时无出其右者。朝中人望，他已驳驳乎凌驾于乃师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讨捻无功，继之者为李鸿章，居然功成；曾国藩于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措置失当，连《清史稿》本传也说：“津民争怨之。     

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

蔡元培一生辞职多次,约略统计,至少有十几次之多。他对自己一生进退之间所采的态度,总结为“难进易退”四字。他引《易经》“小人知进不知退”之说,谓“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立身行事,力戒此习,故多次引退。难进,正是知进而不知退的相对语;易退,正以说明其难进。研究蔡元培每次辞职,了解其前因后果,有助于研究蔡元培的为人与性格。蔡元培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的辞职,曾经在北京以至全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重大事件;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因罗文干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