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国家

这里发表两篇有关国家问题的文章,供批判。奥托在文章中宣扬“永恒的正义”和超阶级的法律,鼓吹司法的主导地位,胡说“法治国就是每一个人都掌握权力”。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法律从来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制度。在目前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里,劳动人民除了受压迫受剥削之外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利。奥托不遗余力地为君主制辩护,竟说什么由于君主不属于任何党派,“因此能平等地对待全体公民,能够保卫弱者的权利。”他还以英国、北欧、荷兰等国早已变成叛徒和工贼的资产阶级工人党跟剥削统治阶级狼狈为奸的突例妄图论证“君主制为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比共和制更好的土壤。”其实这些政党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凶,它们同君主制的勾结只是进一步暴露了它们与劳动人民为敌的凶恶面貌。至于君主,尽管他可以不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剥削者、剥削阶级的最高代表、剥削者政权的象征。君主的穷奢极欲就是建立在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基础之上,他怎么能平等地对待全体公民?怎么能保卫弱者的权利?怎么能为民请命?当然这些颠倒黑白的胡言呓语出自外国一位被黜的皇太子之口本无足怪,但我国《谢瑶环》的作者居然也大肆吹捧武则天,这不是无独有偶吗?哈沃斯一文则主要鼓吹“随宜国家论”以之代替“规定国家论”这个资产阶级的标准国家观。所谓“随宜国家论”就是主张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多采用容许法,即以报酬为引诱,欺骗劳动人民“自愿地”屈从资产阶级的意(上日);另一方面又借以吹嘘资产阶级法律已没有强制性,因此资产阶级国家也“改变了性质”,而成为“福利”国家,“服务”国家,“让步”国家和“随宜”国家,妄图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使资产阶级王国得以永世长存。实际上法律总是强制的,没有国家的强制力就没有法律可言。不过资产阶级为了对付工人运动,除了使用暴力以外,还需要用欺骗的一手来补充镇压的不足。因此不管是用容许法也好,用规定法也好,用欺骗的手法也好,用强制的手法也好,都决不是为人民谋福利,决不是对人民的让步,而是更便利于统治者把劳动人民压榨到底,丝毫改变不了剥削者专政这个国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