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接受及其左转问题

鲁迅的思想在192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根源于鲁迅早年进化思路的危机,因而鲁迅"向左转"也是其重建思想地基的过程。鲁迅重新审视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他的左转显示出了主体性的努力。对此,鲁迅翻译了来自日本与俄国多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著述,但从进化论的思路出发,他尤为突显出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意义。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体现在,一方面,它从整体上清理了鲁迅此前对"生物学真理"的推崇,另一方面深刻联系着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社会学转向。由于更为强调知识的现实能动性,鲁迅转而重视社会科学,借助翻译以及对知识结构的调整,他再次实现了与时代的互动。     

达尔文还是尼采?——论“五四”前后鲁迅“生存”观念的变化与原理

在鲁迅"五四"前后的诸多论述中,"生存"是最为核心的概念。鲁迅对"生存"的重视和使用辐射到了诸多议题,他既用之改革家庭,又以之作为反传统、革新思想的依据。虽然鲁迅在进化的语义中使用"生存",但他把生物进化论与意志论融合起来,显示出他并不是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意义上使用"生存"。是鲁迅误解了进化论吗?鲁迅频繁引用尼采阐释进化,通过梳理科学史可以发现,尼采与进化论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关系。鲁迅正是接续了德国学者对生物进化论的讨论,这改变了他论述"生存"的方式,为其界定"生存"概念提供了新的原理依据。     

章太炎的荀学研究与近代法家的复兴——从晚清“孟、荀之争”说起

法家在近代的复兴,除了时代的召唤之外,还存在着发生在儒家内部长时期的学术史的准备。从章太炎的荀学研究入手,观察从清代中期不断壮大的礼学思想及其在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变形,可以发现,章太炎在重新梳理法家人物谱系的基础上试图进行新的儒法互动。章氏将"法"的概念回溯至《周礼》,法家由此超越了自汉代以降的单纯工具论的层面。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原始礼法的汇流中,儒、法关系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加强制度建设无疑是晚清政治治理的基本课题,而在章太炎的思路中可以见出,道德建设依然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