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作用区域经济的路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利用山东省1997年-2012年统计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区域经济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是通过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升区域经济绩效的;同时技术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提升区域经济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人权”的结构整合构想

信息科技渗透生活世界,而“数字人权”存在概念模糊且话语破碎的问题,亟须进行有效理论整合。“数字人权”多路径解读交织,但由“信息人”立论存在悖论：一是过度概化了人的存在,二是虚构出的“数维坦”导致人权没有根基,三是跨语际概念错位。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显然比作为概念的“数字人权”更具优势,已然获得了稳固的话语力量,功用上也有助于纾解话语碎片化的困境。其破碎特征可以从法律、法治、法理三种话语载体中显现出来,从而有必要予以整合。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围绕数据核心,参考人权话语主体、客体、内容、关系的基本结构,可以从身份、概念、功能、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整合。“数字人权”通过生产和控制两个操作向度区分为四元关系,规划“数字人权”的谱系建构,可以区隔出四象限结构,而关于数字的人权诉求可以被整合其中。     

信访逻辑的法治悖论

信访制度在设计和定位上,具有政治、权利保障与社会管理以及监督的功能。从法治的角度看,信访存在制度性不信任、增大社会治理成本、降低解决问题能效,并最终消解法治的负面效应。信访制度建构实质上受制于中国的文化心理机制,一定程度上导致民粹主义的倾向,放纵民众的欲望。在社会共同体中,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流于欲望的放纵,而是意味着自律、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因此,好的制度必须提供公民欲望的抑制机制,培养有德性的公民。     

国家刑罚权基础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性是思考国家刑罚权基础的一个理论视角。现代中国关于国家刑罚权基础问题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之上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权力是国家刑罚权的真正支撑点。在福柯的后现代视角中,任何主体都成了权力机制的对象。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刑罚理论对犯罪人来说是不道德的。所以,刑罚理论的支点应转移到犯罪人的自由意志上来,并且要综合报复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刑罚理论。     

身体在后现代的遭遇——以福柯的刑罚哲学为例

身体的现代性的最根本表现是身体对灵魂的造反,从作为刑罚对象的身体的具体形态演变来看,即为刑罚的人道化要求在现代获得了正当性并确立起支配性地位.然而,在福柯看来,刑罚人道化这一现代性要求和表现实际上掩盖了身体被规训的事实,刑罚的现代性背后隐含的是权力和知识的统治原则和统治技术.现代性启蒙发现了自由的身体,福柯的后现代性启蒙则发现了被规训的身体.身体自由彰显的是欲望的个体,欲望是自然性的欲望;身体被规训体现的是社会性的个体,社会性要求必然会对身体欲望产生抑制.因此,在现代性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身体的现实处境便是身体自由与身体被规训处在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双重性纠缠当中.     

韦伯与现代性问题——新神与旧知的纠缠

现代人直接面对现代性问题:价值统一的失落.马克斯·韦伯在逝世前的两次演讲中重提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理智化过度发达的结果.理智化发展出了现代科学,科学不关涉人的内在信仰,导致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理智化使欲望在政治领域得以正当化,导致人的欲望放纵.最终,两者都指向了现代性的本质--虚无.韦伯以"责任伦理"来应对现代性,把命运交到每个个体手里,让每个人自己承担价值分裂的痛苦.     

法家变法与大一统帝制形成的理论逻辑

法家兴起于传统礼制秩序的衰落,以“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为变法改制的正当性进行学理论证.总的来看,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军事动员,其政策以战争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源结构,增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并把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定转变成组织管理手段.法家变法以集权动员的高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而法家的变法措施既依赖同时又巩固这种权力结构,最终为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     

图书馆知识管理对图书馆管理的创新

现在有严峻的挑战需要图书管理工作者面对,图书管理者要把读者放在第一位,深刻考虑他们的体验跟感受,结合知识和方法的创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根据当今时代的变化做出相应、合理的调整,这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并且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的就是知识管理理念。     

古典功利主义刑罚论的现代性：从贝卡利亚到边沁

作为古典功利主义刑罚论的开创者,贝卡利亚以社会契约论为逻辑起点,在“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这一道德原理的基础上,以痛苦与快乐的模糊计算来分析犯罪与刑罚问题。边沁对古典功利主义刑罚论予以推进,以“自然”为根据,明确在快乐与痛苦主宰的功利原理基础上设计精细的快乐痛苦表。从现代性视角来看,他们从理论根据上放逐了上帝这一中世纪的神性基础,昭示了社会控制意象,体现了人类对于未来进行全面计算、预测和控制的企图,预示了以客观功利计算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科学”地位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