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着口述史学

历史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迁的,时代对历史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为大众所接受,走向社会化.史学家们开始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已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史学应运而生.     

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

赵翼的主要文学著作为《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二书,其主要价值是在史论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如他相当成功地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而且善于提取一代之大事,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其研究成果对近代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启迪后世学者的非凡价值。     

制度变迁与社会生活新范式的生成——以1949～1956年婚姻与家庭变化为视点的考察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其间的社会生活亦是无时不变.以婚姻与家庭的变化为视点,将上层制度及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试图在展示制度变迁对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发生的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变革同时,昭示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在进行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的背后,所肩负的重塑新的民族国家、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历史主题,以及在这一历史主题之下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引领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     

梁启超与心理史学

梁启超是中国史学界较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学者。他明确认识到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探讨了心理分析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并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其论断切中肯綮。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 2 0世纪中西方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两种“新史学”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点及优劣得失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总结。梁启超和鲁滨逊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心理史学的发展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化

心理因素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或社会制度内部出现重大调整时,其作用愈加明显.当前,由于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心理史学对其研究的影响大有愈来愈深入之势.而且,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心理史学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方法论利器,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此前更有前景.但也要认识到心理史学自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使用不当或滥用同样会给当代中国史研究造成一定危害,因此,在使用时应注意适度性与合理性.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梁启超学术文化史论中的科学观念

梁启超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潮流、开风气的人物,探讨其科学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学术文化史论中的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对"科学"概念认识的演变;第二,对传统学术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批判;第三,弘扬与阐发传统学术中的科学精神;第四,关于"反科学"厘析。通过梳理、总结梁启超在近代科学观念传播中的贡献,可厘清其"反科学"之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