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重构之社会基础:金融利益关系统合化运动

金融利益关系的运动轨迹是金融法重构的基础。通过分析金融利益关系重整、系统性风险、次贷危机三者"前推后"的因果关系脉络,以及"重整"的具体安排、变动过程,推知金融利益关系运动规律与统合化发展趋势。并通过分析"重整"的产生原因,得出金融创新与金融法约束的应然适度关系。基于以上规律、趋势与关系的总结,提出金融法重构的框架思路。     

我国金融科技监管的路径建构——以沙盒监管为中心

金融与科技的创新融合在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保险、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五大场域。金融科技因为技术性和中介化链条繁长,其风险转化的破坏力也更大。此外,金融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模糊产融界限,加剧金融混业化,提高金融产品法律认定难度,并使监管供给严重滞后。金融科技监管的最大困境在于平衡创新与监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地区)正探索沙盒监管加以解决。我国应在明确监管原则、甄选立法形式、构造具体制度等方面引入境外沙盒监管,以应对本土实践中的金融科技创新。     

美国风险投资优先股制度的中国运用

美国风险投资优先股创新起源于传统的投融资双方股权安排的制度不均衡。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梳理可以发现,风险投资优先股权涵括了固有权能、相机抉择权和创业企业特别控制权。在长时间内,我国风险投资优先股是在红筹交易架构中实现,但是伴随＂10号文＂出台,红筹上市之路受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施该机制遇到多重障碍。随着风险投资产业本土化格局渐成,市场主体对优先股制度需求日益加强,现行法律下的权宜性安排又造成制度成本陡然上升。在此情况下,唯有汲取美国经验,改善境内相关公司法律环境。     

数字政府视域下政务数据开放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作为“第五生产要素”的数据在建设数字政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数据安全法》也设专章对政务数据开放进行了规定,但从政务数据开放的实践来看,“信息孤岛”“数据烟囱”问题严重,政务数据权属模糊、开放准备度不足、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缺乏、开放到利用的转化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务数据的深度开放和利用。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研究政务数据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政务数据开放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可进一步完善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完善应当在法治轨道上从数据开放的规范供给、主体责任、监管治理以及安全保护等方面科学、有序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