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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琪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72-76
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局面,对自先秦以来就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传统典籍解释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佛教等新思想的输入和传播,也对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使中华文明进行了一次大的整合,从而在人才、制度、社会思维等方面为唐王朝开创辉煌提供了不可急就的发展基础。所以,唐代的辉煌一方面是由于唐政府政策的得力与适宜,更重要的是,唐政府正好赶上了中华文明自身整合结束后的一个强有力的活跃期,从而历史地成就了其绚丽的辉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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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琪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34
古代所谓的魔法在内容上是混合了巫术仪式、医药知识和幻术等因素的一种专门化技艺或手段。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行的魔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外来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魔法中最有奇幻色彩的由"大秦幻人"表演的一种幻术就主要传自埃及亚历山大。魔法往往被宗教传播者用来延揽信徒,在释迦牟尼的早期僧团中,就有一些成员是当时著名的"幻师";中古时期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更是大量使用魔法手段来吸引教众,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魔法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虽以义学与翻译著称,但他所掌握的魔法或幻术知识相当丰厚,其获得此类知识的源头来自小乘学术体系中所谓的"杂学"。在西域龟兹时,鸠摩罗什就使用过一些神异手段来预言凶吉;到中原后,鸠摩罗什对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主要是在停留凉州的17年中,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他用"纳镜于瓶"来验证"芥子纳须弥"的法术,为我们认识鸠摩罗什与后秦统治者姚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迥异于传世主流僧史文献的说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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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秦时期长安僧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以鸠摩罗什译经为界,可以分三个阶段来了解当时长安僧团的整体状况.在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之前,那种由国家规范管理的僧官制度还没有形成,但是以寺院讲经和译经为中心,已经形成了核心僧团.譬如以竺佛念为首的译经僧人团体和以道安为首的讲经、译经僧人团体,就是当时长安的核心僧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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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2年 8月 11日至 15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古城西安召开 ,来自全国 2 1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英、日、韩等国的 2 0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就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内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 175篇 ,① 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秦汉政治与制度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直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由于史学研究路径的变化 ,而近年来出土的大量简牍文书、有铭器物及封泥 ,因为其大都是古代官署的公文 ,没有经过史官和后人的有意编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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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神变”与“演道教”的区别 关于变文的产生及其界定问题,学界尚存争论。 本文拟从其与佛经义疏等文本的关系来进行讨论。 佛经义疏的产生,源于寺院之讲经,至东晋名僧释道安始创定制。敦煌卷子s2744 《金刚般若经旨赞》谓: “弥天法师,大判经文,以为三分”。① 此弥天法师即是道安。良贲《仁王经疏》亦云道安“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②可见,释道安是三分科判义疏的创立者。 道安创立的三分科判法讲经体式,它的僧讲是以经注为本,演说经义。讲说经义的讲稿和记录即形成以后的佛经义疏,并历代沿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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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社会相对而言 ,古代中国的安定与有序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 ,它的“命由天定”的天命观、“君君臣臣”的忠孝观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护社会等级的机制 ,使“各安其位”的伦理道德得以成为最高裁判。因而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衡是以道德裁判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道德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闲言碎语 ,而是一种法则 ,它至少有两个层面 :一是上帝系统的先王与今上 ;二是凡俗系统的圣贤与经典及其解读者。他们代表了道德法则的最根本来源与最高标准 ,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制度构成中一种近乎完美的约束机制。然而 ,我们总是致力于对它的批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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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琪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6(2):135-142
在3—6世纪的佛教传播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和来自西域等地的所谓“胡人”确实发挥了比较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4世纪北方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如此。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胡人是较早接受和传播佛教信仰的群体,在北方尤为明显;第二,胡人南下造成的惨烈社会现实,迫使北方人民寻求一种寄托和安慰,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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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帝国分别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自汉武帝开疆拓土、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华帝国的丝绸等物品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东方中国的热切向往,而古代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被进贡或贩卖到中国,所以汉唐时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物种传播最重要、最频繁的时期之一,是欧亚世界加深认识、不断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历史开端。尤其是动物的传播,在这一时期非常频繁,波斯狮子、西域良马、中亚骆驼、安息大雀等动物及其象征性文化符号,被使者、僧侣、商团带到古代中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原有动物物种的优化培育、影响了汉唐时期的军事发展、政治秩序、生活丰富性和审美情趣等方方面面,参与了汉唐文明繁华色彩的生成,重构了以欧亚视域为中心的汉唐人文地理格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