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經济衰退的分析

对战后衰退的分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无论主张哪种学说和属于世界上哪个地区的人们,都想利用这种分析来控制現代資本主义,使其沒有周期性危机而发展到某种程度。約在1957年下半年,大部分輿論界认识到美国行情上升期中断了。各种征象証实衰退已經发生,而且这种衰退是属于一定类型的。     

保守派的传统

保守派不大愿意从事政治思辩。惟有厌恶目前生活方式的人才会对于政府不断进行深思;然而在保守派看来,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已经出现了,他不愿意空想乌托邦。甚至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不受人公开攻击而处于危殆之中,他也不欲加以辩明;他总是加强保卫受到最严重攻击的那些部分。结果,保守主义初看起来有如华而不实的城堡。仔细观察,可知这一城堡是完美的,结构是匀称的,外则金碧辉煌,内则钢骨水泥。历代参加建筑的人,     

埃希曼案件——一个法律和道德的难题

埃希曼在集中营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后避居阿根廷。以色列支持追踪埃希曼多年的受害人将他诱拐到以色列并对他进行审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裁判:申诫以色列;以色列向阿根廷道歉。以色列主张免责,因为这属于“不可指望守法”或“不可归责”的范畴。“不可归贵”是“自然法”的概念,是从“人的本性”中派生,是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以色列纵然表面上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权,它的行为并不“非法”。罗马在市民法之旁有大法官法,英国古代在普通法之旁有衡平法,近代法理学上则有实证法与自然法。国际法为了维护法治原则应以实证法为基本方法,同时明智的政策要求实证法在与自然法有抵触时,接受“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亦即接受世界各文明民族的压倒多数对所争论的利益问题所持的道德判断。如果在这一点上,法律不对道德作出让步,法律就不可能再成为治理人们的工具了。     

論廢除死刑

今天,我們不可能主張痛苦对被判死刑的人说来具有贖罪的价值。我們只能满足于这种说法:痛苦具有社会保护价值,那末我們整个刑罰制度就应建立在痛苦之上。事实刚相反,近年来我們一直企图在用刑时排除痛苦,使剥夺自由成为罪犯改造并重新做人的机会。过去执行死刑是一种丑恶的公开场面,使现众在心灵上有所儆戒,现在这已成为秘密而不可思议的仪式了。人們之所以要把被判死刑者的痛苦对公众隐藏起来,乃是因为这种痛苦不仅仅是残忍的,而且是无益的。当每一次我們提出证据,说明死刑是没有效用的和无益时,人們总是回答,废除死刑必致鼓励犯罪。当每一次我們証明,在废除死刑的那些国家犯罪事件并没有增加时,人們的答复总是在这些国家死刑已久不适用,結果遂予廢除。那一大群人虽不赞成死刑,但是仍然接受死刑而视为当然。几千年来,人們适用死刑,因为死刑已深入到我們的道德风尚中。以血还血的贖罪思想,极刑是社会和个人借以出怨气的信念都已根深蒂固。因此,我們必须依靠权力本身:立法权和行政权。行政权必須奉行一定的特赦政策,使死刑在我們国家成为廢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