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民初政治格局对南京政府前期乡村赋税征收的影响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及清末以来特殊政治格局的影响,南京政府时期形成了鲜明的财政格局,即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数额之间都普遍存在明显差距,支出远远大于收入,且大多数收入被用来支付战争费用。在这一格局影响下,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把乡村赋税的征收当作了所有急需之时的万灵药。同时,针对特殊的政治格局,南京政府实施了财政中央集权政策,致使各地方政府借口财政紧张而大肆向乡村社会摊派附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南京各级政府的乡村赋税征收政策不仅造成了农民阶层的更加贫困化,而且使农民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为社会动荡不安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晚清商会经济纠纷调理权再探讨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司法方面的重要变化.晚清商会调理经济纠纷具备程序性、专业性等特点.尽管商会对经济案件的调理行为受到限制,但与民间调处和司法审判相比较,仍可确定其准司法行为的性质.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色民主国家的进程中.晚清商会职能建设的经验对重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职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