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治理、参与和决策等三方面。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协商民意调查、协商日制度、公民陪审团制度、21世纪城镇会议等。由于协商民意调查和公民陪审团的运行成本相对不高,所以其在中国实践推广的可能性更大。协商日制度和21世纪城镇会议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适用困难。前者在西方也主要存在于思想实验阶段,而后者在中国适用的困难则在于其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的较高要求。     

阿甘本法学思想对生命法学的法理启示

中国的生命法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中国生命法学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缺乏一种宏观和深入的法理支撑。意大利法理学家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有助于我们从法理上理解生命法学中的一些问题。赤裸生命的特征表现为如下三点:生命的社会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剥离;生命进入一种法律上的例外状态;生命处于某种暴力或潜在的暴力之中。生命法学中的那些生命个体如性别变更者、辅助生殖的产儿、活体提供者、进入优生程序的母亲或婴儿、安乐死病人、克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赤裸生命。在阿甘本法学观点的基础上,生命法学的两个法理原则(自我决定原则和社会协商原则)得以构建。     

事件、主体与真理:元宇宙空间中的元政治学

巴迪欧提出的数学本体论关注到未来元宇宙空间背后最重要的算法结构,这为我们探寻元宇宙空间建设的本体论与行动哲学问题提供了启示。巴迪欧通过综合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思想,把“事件”看成一种内涵的“外溢”,即一种断裂性的统一,或基于“一”的“多”。元宇宙空间是以物理空间的例外状态而出现的,因此元宇宙空间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事件”。在元宇宙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一些数字习惯的形成或数字意识的自觉往往与关键事件密切相关。巴迪欧所主张的元政治学,体现的是主体在事件中发现真理和建构真理的过程。因此,未来元宇宙空间的构建同样需要引入元政治学。在积极数字事件和消极数字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主体忠实于事件及其所定义的真理,能为元宇宙空间的形成提供真实可循的真正努力。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思考元宇宙空间发展过程中正在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等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公民的数据意识及其意义

在人工智能时代,公民以数据化的方式生存。与政府和企业相比,公民在大数据的结构性发展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权利地位。这就需要公民通过增强数据意识来调和这种结构失衡。数据意识包括数据感、数据权利意识和数据使用意识等。通过数据使用,公民参与可以规避选举参与和协商参与中的问题。同时,大数据时代公民参与的新方向应该是,公民和公民社团联合起来,在数据使用的基础上,实现公民和政府、企业的双向"数据赋权",进而推动开放政府和开放企业的建设。     

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与困局:以斯蒂格勒为中心的考察

斯蒂格勒在德里达“延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代具”这一概念。由于人类自身存在重要的缺陷,因此需要外在化的力量进行弥补,这就是技术作为人类缺陷型起源的根本条件。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斯蒂格勒讨论了三种持存。第三持存是一种外在化的后种系生成记忆。围绕着第三持存展开的核心内涵是,人与技术的相互发明。美国在历史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文化霸权表现为历史蒙太奇中的时间物体、历史共同体的共在幻象与工业图式论整合、记忆工业随时在场导致的个性化丧失等内容。斯蒂格勒所强调的是,技术在塑造“大写的我们”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了技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内涵。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类的迷失。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异化情形体现为数字化所创造的是扭曲的象征世界、数字个性化背后的整体性制造、数字消费背后的美国霸权和认同假象、数字资本主义加持的教育异化及其对抗等。在这种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之中,斯蒂格勒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斯蒂格勒将解决方案定义为积极性的药理学,将人类的未来定义为“负人类纪”。从“人类纪”到“负人类纪”似乎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悲观状态,而更加合适的调整应该是从“骄狂人类纪”到“谦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