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与日美冲突的源流

本文试图剖析美日围绕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而产生的利益对立,探索美日冲突的源流。 一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权益,是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沙皇俄国而承袭的。日俄战争前的数十年间,俄国通过1896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御敌互助条约》而获得在“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的权利;1889年3月,俄国又通过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及同年5月中俄间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获得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的租与权,租期25年。上述条约并规定在租借地之北,设立中立区。后来这一中立地区几乎包括了除租地之外的整个辽东半岛。俄国在条约中另获得修建南满铁路的权利,中国清朝政府并允诺在该路经过的地区,不将铁路利益让与别国,从而使东北南部成为沙俄独占的投资范围。     

谢伟斯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二次大战后期,以约翰·谢伟斯、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文森特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在华外交官,积极参与了美国和国、共三方的一系列活动。对于他们在华的这一系列活动,国内外史学界历来存有两种载然不同的评价。美国官方以及对新中国抱有敌视态度的美国史学家,几乎“无可争议”地认为:美国官方的战时对华政策,遭到了一批“中国通”的积极反对和暗中破坏。“他们发自中国的函电中的意见,被国务院作为真理加以接受。因此,这些职业外交官带有偏见的言论起到了在这关键时刻逆转历史车轮和改变美国远东政策方向的作用”。上述谢伟斯等三人被指责为“丢掉了中国的三个约翰。”而国内学者则一般倾向认为,尽管这批“中国通”站在现实主义立场,对中国人民革命持友好同情态度,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美国官方的否定,在美国对华决策中没有发挥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归纳谢伟斯的决策建议,从美国对中共政策形成过程和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文化积累角度,对这批“中国通”的历史作用作一重新评价,希望能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1929年经济大危机不可自然复苏性探因

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不仅在广度和深度及破坏程度上史无前例，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不可自然复苏性。1933年1月，美国当时的总统柯立芝在临死前几天说：“在其他萧条时期，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可靠的东西，你可以寄希望于它们。但是，当我环视四周，我看不到任何让位     

论英国革命前的王室财政与征税权之争

1640年革命前的英国王室，作为英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其财政收入一部分来自王室领地的收益。另一重要的财政来源是经国会授予后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在王室有紧急财政需要时，国王可在议会同意后临时开征普遍直接税。这种税款收入称“国会补助金”。十七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一方面面临着“价格革命”后严重通货膨胀、领地封建收入实际下降的压力，一方面又迫切希望扩大财政来源，建立和巩固强大的、为供卫专制王权服务的国家机器。英国王室企图用专制横暴的手段来摆脱国会对王室财政的掣肘，从而使封建王室与资产阶级及新贵族在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