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计划助力首都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北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青年科技人员的需求与供给矛盾十分突出.由于当时科研经费总量少,在科技项目方面存在明显的“论资排辈”现象,青年科技人才很难有机会牵头承担科研项目,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以下简称“新星计划”)应运而生.新星计划是由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由北京市财政经费支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组织实施的,以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为宗旨的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

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峙关系之中.汤因比认为这种生态危机与西方的文明危机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文明危机又与人类生活世俗化、宗教精神的衰落有关;他明确反对传统基督教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并主张利用宗教中的自我克制精神来遏制人的贪欲,力图建立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优点的爱的宗教,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缓解生态危机.     

社会生态学视域中的社会—自然观

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基石是其社会自然观,其基本观点是:人类是在自然界中表现其自由、理性和伦理特点的,是作为自然之一部分走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看待自然的方式直接来源于该社会成员看待他人的方式-当人们视他人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时,也必将自然视为剥削的对象和统治的目标。因此,人对自然的压迫归根结底来源于人对人的压迫。而自然界要摆脱人类的支配只能从人类摆脱自己的支配开始,人类理性的特殊性使其掌握着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动性。     

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读尤金·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基础》

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指出,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是基督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那时以来,挖掘现代生态危机的文化、哲学和价值根源,就一直是西方环境伦理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像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利奥波德那样,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都认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许多基本观念都与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相冲突,因而,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学,它对整个西方哲学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首都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政策环境分析

本研究以首都为研究重点,梳理近年来北京地区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的政策环境,通过实地调研挖掘目前束缚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的政纂陛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的政策建议。     

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金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

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激进与改良：默里·布克金对环境主义的批判

在上个世纪的生态思潮中，左翼生态学者布克金从自然观、环境问题的根源分析、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对生态运动中的环境主义倾向展开了批判。布克金指出，环境主义的自然观是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其对环境问题根源的分析遮蔽了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使公众的注意力和理论关怀偏离了对环境问题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理解。在布克金看来，如果不通过革命行动创造一个合作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主义试图治愈这个星球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本文从布克金对环境主义思潮的批判入手，深入挖掘上个世纪绿色争论中激进与改良阵营争论的实质与意义。     

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前,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队伍存在着高层次人才偏少、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人才效能未能充分发挥等诸多问题,不能满足首都地区产业发展的人才实际需求。为促进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成长和发展,本研究从强化人才顶层规划、完善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机制、优化人才创业环境和提高人才服务能力六个方面提出了优化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发展环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