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国学与国家——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     

历史研究、文化传统与科技发展——接受兰州大学名誉教授致词

历史研究是以时间的次序为分析推断的线索,以时代的“整体精神”决定研究时所采取的观点与选择史料所用的标准。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细为分析起来也就是这个意思,“究天人之际”是指探究一个时代的外在大因素,指史家对他所处身的特殊时代追求一个“整体”的认识,“通古今之变”是指了解与贯通历史过程本身的时序。综合两者之研究成果,那便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的宏伟目的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成一家之言”的最佳时际。一方面是大     

阶级分析与道德分析——关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标准问题

本文从中国文学史中存在的艺术现象出发,从艺术形象的本质特征出发,从文学发挥社会功能的独特方式出发,批评了建国以来文学评论中存在的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倾向。从而探讨如何把阶级分析和道德分析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以道德分析作为阶级分析的重要补充的意见。文章认为以此做为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标准,才是全面的,可以抓住本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