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传记文学的文体品格

在当今文学艺术重新呼唤人文精神的氛围中, 传记文学以其特有的文体品格肩负着传播生命之火的光荣使命; 其震撼人心的真实魅力, 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现代意识及新闻眼光,又构成当代传记文学的美学境界     

从贫困呐喊到尊严诉求——“三农”报告文学现实精神的新向度

新世纪“三农”报告文学创作热潮的崛起,并没有“自上而下”的理念驱动,而是作家们全身心介入现实后来自良知的鞭策.他们以植入底层的“低视点”观察、发现“三农”困境真相,以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传达民生诉求,以穿越现实的理性思考建构文学关怀的高境界,赋予作品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当代性.对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三农”报告文学无疑在引导一个可深入探进的新向度.     

台港纪实文学质貌与特定文化生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香港纪实文学的发展风貌和特色与其地域的文化生态关系密切,而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也使台港两地与大陆存在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因此台港文学经验必然形成对大陆文学的某种参照或互补.通过台港纪实文学发展概貌与特色的观照和比较,辨析纪实文学的现代审美品格、审美意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流变,由此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理论研究的推进拓展,确立了新的空间向度.     

高云览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

抗战期间,高云览向海外侨胞及时报道国内战争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血腥的罪行,展现中华儿女团结抗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抗战史上的光辉足迹和伟大影响,因此,高云览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其报告文学避免了一般新闻报道的模式化倾向,以郁愤悲壮的叙事基调、真实生动的场景再现、灵活融合的文体风貌形成显著的艺术特色,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世纪之交纪实文学的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学的整体化转型和多元化嬗变中,纪实文学也出现了个人化、日常化、世俗化的叙事倾向,从某种程度上对主流话语和宏大叙事长期忽略、回避甚至遮蔽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真貌,给予个人独到的观照和认识,提升了纪实文学的审美价值。但纪实文学的主体精神与内在品格却依然在坚持知识分子良知写作的作家中得以保持和坚守,彰显出他们维护正义、关怀民众、积极干预社会公共利害关系的人文精神。处于传媒时代的纪实文学,其创作、传播以及接受方式必然再次经历“信息科技”革命的冲击与推动,“影视纪实文学”、“网络纪实文学”以时空表现的最大灵活性、便利性和视听合一的独特效果,形成纪实文学新的审美形态,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历史语境中人的复苏与人文呼唤--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审美流变之一

积极探讨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形象审美流变 ,既是对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面貌及发展态势的最好把握 ,也是对文学经验的最好积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人物形象其深刻的审美嬗变不仅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和文学高度实现了“人学”意义 ,也向当代文学强大的主流意识显示出最初的反叛姿态 ,从单一苍白化向多元丰富化发展 ,从浅层次向深层次拓进。但因典型理论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主体创造性” ,使人物形象在历史的期待中无法减轻过重的“思想”承担 ,留下了一些机械处理的痕迹     

再论纪实小说的文体意义

纪实小说是带有传统因素、在世界纪实文学潮流影响下诞生的新文体,是当代社会高度信息化,人类交流愿望和参与意识日益强化的产物。它代表了求真务实的现代美学精神,以“亲历”的典型体验,以边缘文体特有的弹性和张力,确立了自身的文体意义与魅力     

两岸三地纪实文学的经验互补与问题互见

两岸三地虽然隔海分离,文学发展呈现出某些不同构、不和谐的景象,但纪实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源头里涌出的一股新鲜活水,由于某些相通性和互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三地作家的写作使命和审美追求。就两岸三地纪实文学发展流变现象与状态来看,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呈现出有益的互补互见关系。通过梳理这些关系,我们获得一个观照、比较两岸三地整体文学风貌的新视角,从中把握当代文学叙事形态与审美精神的新趋向,也为纪实文学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拓展提供多维的探讨空间和考量方法。     

纪实 虚幻 叛逆——当代成长小说的叙事形态及审美批评

成长小说的叙事对象是青少年,必然以青少年的审美经验为载体。相对于表现童心童趣的儿童文学,其审美理想进入了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主体意识及叛逆精神的萌生使他们了解社会现实的欲望和认识自我与人生的要求逐渐增强。因此,纪实传真的文体形态和美学品格从一个重要向度代表了成长小说的审美追求。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成长意识从本质上说是对自我无限幻想的精神过程。所以在青少年的审美期待中,虚幻浪漫构成与纪实传真相对又相联的审美价值取向。此外,骚动叛逆的成长欲望赋予成长小说鲜明的先锋精神,蕴涵了特殊的文学意义。     

波伏瓦对新中国初期文学的观察与批评 ——以《长征:中国纪行》为对象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长篇纪实作品《长征:中国纪行》中,对新中国初期的文化语境、文学导向、创作成就与缺憾进行了敏锐而客观的评论,传达出独立、深刻的见解.她深入研究特定历史阶段下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文化发展条件,将文学的"普及"策略置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给予充分理解,肯定了文学创作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鼓舞人民进步、反映现实矛盾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针对西方学者的一些抨击,波伏瓦给予有理有据的反批评,但她也质疑那些禁锢文学创作活力的"教条",探究损害文学真实性的根源,指出过度强化文学为政治服务、过激进行文艺斗争的弊端.波伏瓦的观察与批评尽管存在历史局限和认识误区,然而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特殊的参照性镜像,对于重新审视、反思文学与政治、与时代、与人民之间的根本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