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

1937年4月,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①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

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1931—1949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自1931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设。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