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论演绎与现实张力

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探讨的焦点议题之一,并形成了不同的舆论观念和研究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学派,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念分野,便是其中代表。自由主义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认为国家的外交活动应当尊重并顺从公众的意见,积极吸纳公众的参与;现实主义更加关注权力和利益的作用,认为公众对国际事务"无知""冲动"和"少见多怪",在国家对外活动中经常"帮倒忙",所以国家要努力规避公众舆论介入外交活动的风险,尽量减少干预。从实践层面观之,国际话语生产的现实逻辑及自媒体时代宏大叙事的吸睛能力式微等因素,亦使得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的"亲密联姻"充满着现实张力,值得深入研究。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