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義理學的产生及其重要性——一個地理與文化的觀察

清代新義理學主要奠基并發展於徽州學者,從戴震、程瑶田、到淩廷堪,形成一個以追求客觀物則为目標的基軸。要分析这一成因,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一、徽州的地理和學風特色;二、乾嘉學者對義理學的態度;三、徽州義理學之产生及其特色。     

关于美的阶級性——批判蔣孔阳的超阶級美学观点

一美有沒有阶级性?对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义認为在阶級社会里一切的美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級的美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修正主义者却认为美是超阶级的,甚至認为美之所以被称为美,就在于它是超阶級的。在这里,修正主义是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論作了本质的修正,我認为蔣孔阳也正是对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修正。 蔣孔阳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探討美学问题     

统计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經济学者和統計学者之中,在評論社会統計学的实际意义上,虽然沒有多大的分歧,但对統計理論中某些基本問題,看法还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些观点是相当片面的。例如有些人只强調政治經济学作为統計理論基础的这一方面,忽視了統計学是一門独立的科学,忽視了統計学本身的特点。有些人看到了資产阶級統計学中堆滿了数学公式,資产     

略論錯誤思想与实践的关系

本学期初,哲学系"学术評論"課程开始了"錯誤思想从那里来?"的討論。这一討论很快在該系师生中展开,并引起了其它单位的同志們的注意和兴趣。許多同志通过撰文或討論积極参加了这一学术爭鳴活动,对于引导师生認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实际問題,活跃学术思想等起了促進作用。现在,討論仍在繼續進行。为了進一步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针,推动师生認真钻研毛主席著作,学习馬克思主义認識論,弄清錯誤思想产生的根源,尋找避免錯誤認識的途徑,本刊本期特辟专欄,选載在討論中发表的文章四篇。希望同志們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态度,緊密結合当前階級斗争、生產斗爭、科学实驗三大革命运动和教学改革的实践,把討論更加深入下去。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論西汉时代(公元前三到一世紀)中国的社会經济制度——北京大学“历史問题講座”第二講

直到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問題,特别是关于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的时間問題,在許多历史学者中間还沒有一致的看法。在苏联的科学刊物上,發表过这样的意見,認为中国奴隶制度是在东汉灭亡之后,即在公元三到四世紀才为封建制度所代替。但是,这种意見在最近几年中遭到许多宨T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苏联东方史学家有根据的反駁。其中也包括本文作者,本文作者在以前是持有另外見解的。     

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严復思想的分析批判——戊戌变法时期及其前后不久“西学”与“中学”的斗争

严复(公元1853-1921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和康有为等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要了解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思想,除必须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外,对于严复也不能忽略。     

《政治經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册)的几个問題——与于光远、苏星同志商榷

于光远、苏星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一本好书。二十年来,这本书不仅一直被高等学校采用为教材,而且也是经久不衰地拥有广大社会读者的少数几本政治理论读物之一,对于普及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本书还为我国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读本奠定了基本格局。当然,这本书在某些理论表述上,也还有值得探讨和商榷之处。现在提出来就教于理论界同志。     

本校1955年校慶科學討論會論文摘要(理科、醫學院)

下面是本校1955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大部分理科、医学院论文摘要。本期学报所载除鄧實先生的键函數,和周光俗先生的山東植物地理(初稿)兩論文外均是提出討論會上的論文,此處未再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