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高涨,词学家与音乐家的关系逐渐疏离。但从文体的角度言,词体与新体乐歌的联结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值得当代创作者再次审视。      

《沧海遗音集》与清季民初的词史演进

清季民初士大夫词人在为世所遗的境遇中产生对“末世之悲”母题的集体认同,并吸收“意内言外”的理论资源而生成反复刻意言说与不可言说、不必言说两种相反相成的书写范式,完成常州词派阐释学与词体创作的实质对接,朱祖谋纂《沧海遗音集》集士人同道之作,是一时创作风会与集体范式形成的表征。但伴随近代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士大夫词人也面临末世之悲的母题消解及范式空洞化的危机。与此同时,词坛也活跃着更加多元的创作力量,进行个性化的书写实践。朱祖谋赞赏陈洵后期词作的直写心素,及陈曾寿词的即事会心,甚至部分弥合了与王国维的分歧,体现了他对个性化书写的观照和思考。集体性与个性起伏消长间的张力,推动了清季民初词史的承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