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乌托邦：从柏拉图到莫尔

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实质上柏拉图和莫尔都希图建构一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由此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与共和主义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却被遗忘的历史关系,因而我们试图恢复以柏拉图和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想家在共和主义政治光谱中的理论地位也并非一种主观冲动。     

公众家庭: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基于丹尼尔·贝尔文化诊断学的一种考察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现代性的隐忧日益凸显出来,这些弊端并不囿于政治场域,而是蔓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针对于此,丹尼尔·贝尔从文化诊断学的视角进行了剖析,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化约式地解构为技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指出现代性的隐忧肇始于这种结构性矛盾,尤其是文化领域与技术—经济领域之间的断裂。为此,他认为问题的解决出路是建构公众家庭,不过贝尔的公众家庭并不是完善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流于一种"想象",也就是说公众家庭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共和主义权力逻辑视域下的政治义务

权力逻辑影响着政治义务的证成,不同的权力逻辑下政治义务的证成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依据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权力逻辑,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公民实质上遭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干涉,而这种干涉行为最终导致政治义务因缺乏正当性而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成,除非经过公民个人的同意.与之不同,共和主义奉行一种无支配的权力逻辑,它强调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确实对公民造成了干涉,但并没有对公民造成任意的干涉,并且这种干涉根本上切合公民的自身利益.相比较而言,如果依据无支配而非无干涉的权力逻辑来解释政治义务问题,那么公民将更易于自愿承担政治共同体所施加的政治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