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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海燕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5):122-132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问责对于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维持和提升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从声誉视角建立问责分析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自然灾害问责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关注度/争议性、问责主体的问责职能强度、事件案发所处应急阶段、强调的核心能力声誉和问责客体职级/层级对问责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的正向作用。特点有:个人问责为主而集体问责为辅、问责客体集中于基层和中层且越往上层越递减;重应急救援与重建、轻预警、忽视预防问责;重道德和程序能力问责,轻绩效、忽视技术能力问责等。内在逻辑为:高度关注民声与舆情,优先考虑道德能力(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程序能力(遵从社会制度与规则)声誉进行问责,通过不同问责职能强度的问责主体,采取“上下分治”的问责策略,以最大激发中层动员力和基层执行力以合力抗灾;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优势与短板的主要根源所在。优化建议:以公共利益为准绳判断问责正当性、重视预防预警和技术能力问责、健全和落实问责及监督与纠错机制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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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航空政策经过数十年的变迁,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和机理。梳理了通用航空产业和政策改革的发展脉络,运用政策倡议联盟框架分析了通用航空政策子系统外部的两组因素、政策子系统内部各联盟的信念体系及其政策学习过程,揭示出生产力发展是通用航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政策子系统内各联盟通过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促进了通用航空政策放松管制,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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