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的序言

西方学界总是被蒙古人横穿欧洲门户的那些战役所震慑。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西方著作中弥漫着一种充满恐惧的浪漫主义倾向。当蒙古人从欧洲返回不是因为他们被打败，而是因为他们的统帅被召回到其遥远的祖国去参加选汗大会时，这加剧了蒙古人就象瘟疫一样，是某种神秘的天灾的看法。我不知道哪一个欧洲作者写过如此的话，但他们的写法给人以这样一些印象：对这些不可战胜的凶猛战士来说，选举新汗比抢掠欧洲更加重要。他们的纪律是如此严明，以至于为了这个重要的选汗仪式，他们一收到命令就必须马上回去。劫掠欧洲似乎被暗示成是一件只要方便…     

历史上的边疆问题

两类边疆在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两个社会之间的边疆,一是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的边疆。自然边疆:水道和山岭是随着情势而改变的,所以边界是属于社会的而非地理的起源。以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作为模型,可看到北方的边界是比较静态的,即中国人不利于深入蒙古大草原;而南方的边界是动态的,即他们有一个潜伏的可进一步扩张的不确定范围。长城的建筑是为了防止“蛮族”的闯入,但“蛮族”占有战略上的便利,即侧面移动的灵活性,时常骚扰中国北疆。古代文明世界具有类似中国北疆情况:伊朗地区最早出现城垣防线;罗马莱茵-多瑙河建立防御工程。新型边疆,即海外边疆出现于大航行运动之后。欧洲人占夺殖民地筑起防线。在工业与交通发展后,边疆更加倾向于扩大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集团的边疆与苏联集团的边疆都有包括全世界的可能性,而印度集团的边疆只能暂时为两者之间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