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早期思想

在探讨鲁迅思想发展这一问题时,对鲁迅早期思想的认识,看来意见还比较分歧。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当时鲁迅做为中国近代先进人物行列中的后起之秀,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世界观比较复杂,唯心的与唯物的因素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如翟秋白、“四人邦”反党集团中的姚文元等人,在这个问题上散布了许多唯心主义的毒雾,诬蔑和歪曲鲁迅的早期思想,以致使问题变得格外复杂。在打倒了“四人邦”以后的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学术研究领域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为我们通过讨论和争鸣搞清楚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讀郭沫若书信小札

<正> 我们读过郭老不少书信,有的无收信人姓名,有的无写作日期,有的信中所述人与事没有头绪,于是边阅读边索解边考证,成此札记一篇。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二卷一期,刊登郭沫若书信手迹一则,内容系交涉散文《离沪之前》发表事宜,其中提到的“施杜二君”,当指《现代》杂志编辑施蛰俘和杜衡。然而此信是写给谁的呢?印制手迹时,收信人的名字却被抹掉了。为此,一九八○年四月上海图书馆编印的《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将该信列目时,曾加注“此     

郭沫若事迹杂考

记得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曾无限感慨地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其实,他自己亦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又一个杰作呢。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当包括搜集、考证他的生平事迹。为此,本文杂取郭沫若数事略加考述,以求订正一些误记。一、关于《三叶集》首尾二函的作日《三叶集》是一九二○年一至三月间郭沫若与宗白华、田寿昌的通信合集,共收书信二十通,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第一通是宗白华致田寿昌书,信末未注明日期。如何考定呢?原信说“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而第二通即宗白华致郭沫若书,信中果真介绍了田寿昌,并表     

闻一多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心态

<正>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比较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这是由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军事方面的扩张,以人文主义思潮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封建文化产生过一段强大的冲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中诞生的一次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革命。时隔七十年,在经历了两次“断裂”之后,对“五四”以后一     

《读郭沫若书信小札》补正

<正> 我们在《齐鲁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读郭沫若书信小札》一文,其中对郭老致王冶秋同志十封书信的作年考证有误,兹作如下补正。八月四日信云:“弟因受暑伤风,自二十五日起即发烧,高时至38°1,但幸于三十日晨即已退烧矣。天官府四号房太热,不能住,已于三十日下乡,来赖家桥暂避”。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其中也说:“一九四三年的七月……那年有所谓‘热气团’通过重庆,我从七月二十六日起便中暑发烧,一直到二十九日正午‘热气团’过了,我的烧才退了。三十日挈眷下乡,移住赖家桥。”可见该信写于一九四三年。     

郭沫若遗文轶事辑存辨惑

历史上很少有象郭沫若那样从事多方面活动,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人,因而他的遗文轶事也就流传得更加广泛。无论浏览过去的书报杂志,抑或踏访南疆北国,甚至参观展览会,我们每每会发现郭老的墨宝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