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化: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诉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宪政中国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命题。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中,新知识群体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进路,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坚持一生为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下求索的文化情结,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历史取向与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关系。     

西方宪政发展的文化变迁及其借鉴

通过自我修正式的文化变迁,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宪法文化表现了某些国家主义质素特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张力的动态平衡,谋求二者的文化中道,已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宪政实践难题。和谐语境下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理论逻辑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正义面相的思想史考察

个人、国家、社会每一个向度都可以成为宪法正义的立足点。宪法应当反映、体现和促进何种向度的正义？借助于宪法思想史的解读可以对此回答,迄今为止在人类有限的智识活动中,存在着宪法正义的三种面相：国家（主义）正义、个人（主义）正义和社会正义。宪法正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国家（政府）及其生活方式之正当性追问的哲学思考。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反省和探索:孙中山民主理念中的政党观

纵观孙中山一生政党思想的流变轨迹,与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发展相适应,在议会政党政治问题上,其立场经历了从初期的模糊暧昧到因应形势下两度认同最后又偏离排斥的"扬弃"过程。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孙中山在民初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代议民主的政党政治作为反对专制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这凸显了孙中山矢志共和、"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体制的可贵精神。     

宪政诉求下国民德性的现代重塑——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中心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宪政问题提出以来,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宪政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离不开相应伦理德性的支撑.他主张应改造、重塑国民传统德性,为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奠定人文基础.     

保险代位权“法定”的正当性困境及立法回应

近些年来,保险代位权的正当性、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其根源在于保险代位权遭遇了正当性问题的现实困境,即权利本源的先天缺失、不当得利说具有双刃剑的内在缺陷以及法定保险代位权内部本身存在着法律适用的冲突。面对挑战,在维系保险立法的价值根基上,保险代位权应视为立法赋予保险人的一种特权,由此可能作出利益衡平下的立法规制。     

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维

构建和谐宪法文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寻求宪法主体--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价值预设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这需要折中的睿智和勇气.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上,应建构一种柔性而不是刚性、开放而不是自闭的回应型宪法文化价值秩序.权力谦抑具有建构和谐宪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德性功能,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型塑责任意识下的权力谦抑性品格,是和谐宪法文化的制度伦理和实践基础.宽容作为权力谦抑性的最好注脚,体现了宪政主义的生态文化观.培育多元价值下的宽容精神,是当代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