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

本文将对“泰坦尼克定律”予以阐述并结合“风险社会学说”作为讨论中国艾滋病风险问题的基础。“泰坦尼克定律”旨在说明社会等级与人们易受伤害性的关联;“风险社会学说”中有关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的分析旨在阐述实际存在的风险和人们认知中的风险之所以对称或者错位。如果将“泰坦尼克定律”和“风险社会学说”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都带有深深的社会阶层烙印。从这个轨迹考察问题,我们还会看到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的重合。更为简明地讲,社会地位越低下的人们在客观意义上的易受伤害风险越大,同时风险意识中的错误知识和恐惧成分越多。造成这一重合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层的作用。总之,“泰坦尼克定律”是本文分析途径的向导,“风险社会学说”则属于本文对艾滋病风险予以社会解释的引擎,两者为互补关系。     

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针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从论文数量、研究问题、人才培养、社会相关性等角度,阐述其演变历程、现况和主要动态,提出一部分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题目。     

直观与理性的交融:艺术民族志书写初论

在当代学术思潮和技术手段背景下,艺术民族志书写要整体把握研究对象的文化体系,确立尊重研究对象的学术态度,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综合运用书面书写和声像技术等多种工具,实现透过艺术行为体验与"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的目标.     

大型科研项目的风险管理流程与风险决策

针对大型科研项目风险管理的特点,设计了其风险管理流程;根据风险决策原理,结合实例探讨了灰局势决策法在大型科研项目中的应用,所获得的决策结果是进行风险处理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对风险管理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产权市场的外资并购分析

并购活动包括目标甄选、交易实施和企业整合三大步骤。由于证券市场的局限性和场外交易的风险性,产权市场将会成为外资并购理想的主要交易场所。文章以交易实施中的交易市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了外资并购在产权市场中的情况、问题和对策。     

族际互动模式及其转化

族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减少族际偏见,促进族际和谐;另一方面可能强化偏见,甚至引发族际冲突,因此需要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学理性分析,以便进行积极引导。族际互动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交换、互惠、强制、合作、竞争、冲突六种模式。所谓的“族际互动”,很少是不同族体的全部成员间的互动,而是少数个体的情境性互动被泛化的结果。族际互动发生机制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尤其是族体身份认同。族际互动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其模式需要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化,转化的基本条件包括：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制度支持、媒体和教育支持、适当的时间和构建高层级身份认同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学知识创新的面向、原则和焦点

民族学作为因应现代化而生的学科,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深化和创新中有所作为。中国民族学有研究现代化的深厚传统和丰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力推进既对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急切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广阔平台,还激发其强劲动力。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应面向：中国社会实践和重大战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民族学基本问题和方法。民族学知识创新的原则是：守“魂”、寻“根”、开“眼”、从实、原创。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民族学知识创新应聚焦于“变”和“特”。     

囚徒心智与学术研究

五十年前,马来西亚社会学家阿拉塔斯提出囚徒心智概念,一方面是为了指出亚洲学界效仿西方社会科学的弊端,另一方面是倡导亚洲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本文首先通过阿拉塔斯发表的两篇论文,阐述囚徒心智概念的基本内涵,讨论阿拉塔斯的两部力作,其中是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涉及马来亚华人;另一部是社会学理论著作,关涉到王安石的廉政思想。通过对这两篇文章和两本书的解读,旨在借镜观形,内视在地化的囚徒心智。     

巴渝巫文化数字资源产业开发SWOT分析

针对巴渝巫文化的数字化资源保护,对巴渝巫文化的传承保护进行SWTO研发分析,解决传统巴渝巫文化濒临灭绝和弱化的问题,大大提高对巫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创新发展问题。本文在进行巴渝巫文化的产业生态发展,做出了行之有效的思考分析。这对其他非遗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有着很好的启示。     

生物权力法则:长卡司机被纳入艾滋病监测的过程与原因

以风险行为定义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发生了质变,最明显的例证是原本不属于高危人群的长途卡车司机竟也被纳入哨点监测系统,这本身是一个错误假设引发的错误判断。作为当代医学社会学关键性概念之一,"生物权力"系指政府机构利用法规和行政手段在公共健康问题上对普通公民的管理、控制、支配以及规训,它会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理由侵入到私人生活最隐秘的空间。鉴于中国的长卡司机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高危人群,要求这一人群在常规体检期间接受艾滋病监测的做法涉及到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紧张问题,同时凸显着医学知识的建构和卫生机构的政策倡导对生物权力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