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罗马与中国传统中的表达伦理学

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中,品德、逻辑与情感构成了修辞说服的三个要素。演说者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通过逻辑推理,通过调动自身或受众的情感因素,进行说服,达到预期的修辞目的。在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中,关于演说者品德形成方式及其功能的看法,既有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品德既可以是与生俱来、现实的,也可以是通过演说建构的。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修辞思想中,言说者的道德品质也被看做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此问题上,儒家、道家、法家等的观点也存在许多差异。在本文中,作者对东西方古典时期的表达伦理传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表达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概括了唯心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表达伦理思想,揭示了中西方修辞伦理观上的异同。     

韩国学界对佩雷尔曼和奥布莱茨-泰特卡新修辞学思想的认知过程

韩国学界一直通过詹姆斯·克罗斯怀特（JamesCrosswhite）和米泽斯洛．马讷里（MieczyslawManeli）理解新修辞学理论，而他两人都不甚强调奥布莱茨-泰特卡在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在韩国对佩雷尔曼的研究仍旧是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哲学家与语言学家在主导。韩国新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韩国学生理解佩雷尔曼的关键概念（如“辩证推理”及“论辩”）时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表明某些佩雷尔曼的表述（如定义、思维之间的联系与思路）本身就是论辩的话题。韩国新修辞学研究中的其他问题还有英语在其中的影响，在对佩雷尔曼和奥布莱茨一泰特卡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这种学术殖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这违背了佩雷尔曼主张的多元化、多样的和谐以及平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