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简论

产生和发展1914年,俄国作家什克洛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 前,旧艺术已经死亡,而新艺术尚未诞生。很多事物也都死了——我们已失去 对世界的感觉。……只有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才可以使人恢复对世界的感知, 使事物复活,使悲观主义消踪匿迹。”①这表明,他追求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文艺,也有别于刚刚出现的现代派的新的文艺,这新的文艺就是俄国形式主义。 什克洛夫斯基是有理由提出他的追求的。20世纪以来的欧洲哲学,如M·怀特所说,虽然是狐狸与刺猬并存,即认识大事物的哲学家和认识小事物的哲学家并存,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     

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思想概述(上)

(一) 最早在文学领域使用“现实主义”一词的,一般认为是德国诗人席勒。他在1795年写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把诗分为素朴的和感伤的两种,前者摹仿现实,后者表现理想;前者是古典主义,后者是浪漫主义。席勒按其本性是倾向于表现理想或观念的,他用“现实主义”就是为了同理想主义对立。     

艺术哲学的革命

一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恩格斯在追述了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伟大功绩之后,接着说: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关于“理想化”——答傅其三同志

傅其三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一文(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文艺理论增刊),是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中论述“理想化”问题的批评。我很久以后才拜读到傅文,似有必要重申我的观点。我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上反对理想化,是从他们自己的有关言论中得出来的。傅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那就应该举出有力的论据,推翻我的结论,证明他自己说法的正确。遗憾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考

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在文艺领域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对这一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予以重视，并且探索加以解决的途径，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重大成果。贯穿《讲话》的一条主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功利主义，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未免偏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有效的选择。其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作为检验…     

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思想概述(下)

(四)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批判继承和改造,总结了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经验,建立了自己崭新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观。 1885年,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黑格尔的“这个”,见于他最早的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论述意识的感性确定性时提出来的。他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及其他

一、悲剧的成因:过失说当时的希腊悲剧,取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表面上看来展现的是人同人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却受着冥冥中命运(定数)的支配和操纵。只要是命里注定,那么即使你是多么伟大的英雄,你也逃不脱厄运的摆布,人们一般把希腊悲剧叫作命运悲剧,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来的。但是,亚里士多德闭口不提“命运”二字,就象他要求诗人“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     

朗吉弩斯《论崇高》的美学价值

一　在西方美学史上,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有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论著,这就是朗吉弩斯的《论崇高》。这篇著作在17、18世纪曾风行一时,被译成了欧洲所有文字,对当时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赞美这部论著“象黄金一样贵重”,把它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作者也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最伟大的希腊批评家”。 但是,在长达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这部著作并不见经传,也从未被人提起过,10世纪时人们从法国和意大利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了它的抄本,然而却无人问津,直到1554年,才由巴塞尔的人文主义者弗朗契斯科·洛伯忒罗首次…     

走向多元综合的文艺学

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于是形成人们这样的思维惯性,即每当新旧阶段交替之际,人们总要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每一世纪之末的“古今之争”,19世纪末关于“世纪末”的论争,就是文艺领域内最明显的表现.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同样的时机,70年代德国学者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的《绝望与信心》,80年代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可以说拉开了这一工作的序幕.估计在本世纪的最后五年内,还会有更多同样的著作问世,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不仅是20世纪和21世纪两个百年的交替,而且是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两个千年的交替,而任何千年,对于深受基督教“千年统治”和“世界末日”影响的西方人来说,都是极为敏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同上一世纪一样,20世纪的人们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仍然是绝望与信心兼而有之,它表明人们在观察周围世界时,可以对肯定事物持否定态度,也可以对否定事物持肯定态度,这原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