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客体因素分析

在深入展开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先理清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各种因素。从主客体互动耦合的认知框架来看,进入研究视野的就不仅是外在环境的影响因素,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客体因素更是我们应该去重视的。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结构和功能以及客体的分类和特征都是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因素。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部分与整体:萨托利分析政党与政党体制的框架

萨托利在其专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政党与政党体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即部分与整体的分析框架。萨托利把政党分为两大类型: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对应的,把政党体制分为竞争性体制与非竞争性体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有效地探讨政党及政党体制的演化、合法性与稳定性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宪政与民主内在联结的渊源刍议

宪政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从历史渊源来看,宪政和民主都与法治存在着紧密联系,“法治”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当时强调的是法律对所有人的平等性,民主是这一概念的自然产物。民主的发展在古希腊表现为直接民主,其极端化的发展是法国大革命,是一切秩序的消失,因而也就是法治的消失。民主与法治的互动在宪政的发展中找到了平衡。作为英国法治进程丰碑的《大宪章》确立了早期宪政的精神和体制框架,此后,以美国宪政之路为代表的近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基本都是在宪政的框架体系下进行的。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