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的制度与组织分析

本文引入了“制度—组织”分析框架,着眼于中国农村现有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的衍变逻辑。通过对现存农村体制下的“制度—组织”模式的分析以及由于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所引起的新旧“制度—组织”模式间的冲突和调适的情形分析,近而探讨在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条件下农村自治的可能变革之道。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规模抑或质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迷思

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种思想在土地流转的政策鼓励下逐渐演变为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热潮,但是规模经营的实际效果却表明规模经营不会必然导向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与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需要探索一条更加注重农业质量的发展道路。     

反科层治理:机制、效用及其演变

反科层治理是我国常规科层治理之外存在的非常规化、非制度化、非正式化的治理方式,对反科层治理的机制、效用及其演变进行理论阐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治理环境下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反科层治理主要包括典型治理、运动治理与工作队治理三重基本治理机制。它以科层制为依托,有效弥补了科层制的治理不足,成为执政党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意图的有效治理工具。反科层治理在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同时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困难,表现出制度化与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因此,这一治理模式必然呈现出社会常态化条件下的适应性演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