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文明世界发展的历史哲学寻绎——陈乐民教授访谈录

陈乐民,著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文心文事》、《学海岸边》等,主编有《西方外交思想史》、《战后英国外交史》等。     

融通与扩散——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定向战略

一、全球化：作为一种战略与规划 “全球化”迄今为止还主要是一个从西方发出的知识与权力互相结合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具有单维的定向性,还不是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概念。我把“全球化”视作四个方面的统一：１．它是一种规律与冲动;２．它是一种事实与现象;３．它是一种过程与节奏;４．它是一种战略与规划。作为一种规律与冲动,它是资本与市场突破地域束缚的持续努力。国家等暴力手段是它的工具,当它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开始生长时,它需要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权力与制度的保护,并在它的炮舰导引下实施扩张。但是多元资本、市场与相…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与融通--艾耶尔与普特南的观点与启示

艾耶尔认为,事实陈述与伦理判断之间的二元性显而易见,他试图将价值判断还原成事实陈述,认为道德判断实际是不同事实之间的归类,并诱发不同的道德态度。这种观点启发我们要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进行经验事实的互补,避免由于个别经验导致的武断、专权。普特南认为在我们许多日常的事实陈述中包含着价值语汇,事实无法外在于价值评价,对科学事实的接受就是在一些价值预设下获致的。他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现象背后的价值蕴涵。     

地域文化研究和京津冀区域一体化

地域文化研究具有多重意义,除了历史人文研究自身的价值之外,还有现实重要性：提供区域精神价值定位、形成地域品牌乃至于打造新的产业文化品牌。今天地域文化研究面临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挑战。燕赵文化是河北文化的代名词,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提出“冀文化”概念有深层挖掘河北文化内蕴并向区域延伸形成大区域新文化的意义。     

价值形成与移动的社会与知识条件——麦金太尔关于近代以来价值变迁的思考

麦金太尔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经历了一场道德无序化的文化灾难,而且是在被反复肯定中演变的.它的祸首是技术导向化的组织化生活,技术和"有效性"是其惟一的选择,并导致彼此互为对象的文化模式,价值在其中迷失.另外一个诱因是,知识与事实本身成为一种价值,在观念形态及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使传统价值被放逐,其中,专业知识或专门知识的分化、扩张导致操纵性权力的发展,结果,道德坠落成为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研究

一、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的建设1．文明与粮种文明。"文明"一词兼具规范性和历史性,既有相对稳定的概念表征,又有历史发展阶段打下的不同烙印,由于和"文化"概念的交叉使用,又被门予了民族的和地域的色彩。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文明是指人类已经系统化了的或者说成型了的而又在社会交往中被确认表明"成功"的生存方式。因此,它是一种价值判断。从其被开始使用就与"进步"相联系,它也因此指称发达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群体。即便是极端的历史悲观论者斯宾格勒也把"文明"作为一种文化成技阶段的标志;当然,他认为文明又是衰落的开始。而一般认…     

家产制、理性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问题——重审韦伯理性主义考察的进路

无论是韦伯还是他的解释者施路赫特都强调中国儒教在世俗社会中的理性化特征,但是,这种理性主义之所以没能增长到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层次,辄因为它的人格化即人身依赖性。韦伯强调的"理性化"除了一个基础性的"计算"(成本核算取向)之外,在政治统治领域,他特别关注的是官僚制的吏治主义理性和法律的形式化理性,而韦伯认为这正是传统中国所不足的。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伦理造就了政治关系中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将它推向现代的政治官僚制形态,这当然又是这种伦理观念中的非专业化和等级化造成的。李伯重近年分析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认为它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必然的,虽然他认为在英国发生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变革则是必然的。如果假定这个必然性则可以说,在理性的入世进取精神之外,法律体系的理性化应该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