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引导的市场主体投资体制——我国投资体制弊端的再分析与改革模式的再探索

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历经十年之久,但收效甚微。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投资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投资活动的制衡机制残缺不全:投资利益驱动机制扭曲,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缺乏,处处无风险与人人不承担风险同时并存,以致宏观比较投资效益长期低下(宏观比较投资效益是指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直接效益、规模效益、结构效益、时序效益以及其他间接效益的综合比较效益),而投资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有引导的市场主体投资体制。     

私人关系对业务关系质量的影响——以上海、苏州银行业为例

本文以上海、苏州银行业为例,实证性地探讨中国企业营销活动中私人关系对业务关系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营销人员与客户有关人员私人关系状态与客户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关系意愿对客户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营销人员与客户有关人员私人关系越好,企业与客户间的信任度越高;第三,营销人员与客户有关人员私人关系越好,组织间的承诺度越高。最后探讨了结果的应用。     

社会权力的存在论模型探讨

依据存在论的马克思哲学,从劳动之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地位出发,把社会劳动形态定义为社会权力的存在场;在积累劳动对当下活劳动的必然性支配以及这种支配关系得以实现的生产关系中分析了社会权力的作用模型,据此构建了劳动者阶级的感性意识、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权力等相互作用其内的社会权力嬗变模型.     

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观和资本主义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时代问题 ;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和“一球两制”长期存在的时代背景 ,为丰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历史机遇。     

企业改革向何处去——企业体制改革问题座谈会纪要

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看待目前部分大中型企业所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什么?这些都是目前理论界与实际部门议论和关注的热点。前不久,我院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同首都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起,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两权分离”与产权关系问题 “两权分离”以及与此有关的产权关系问题,是与会者讨论的第一个热点。许多同志认为,“两权分离”是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则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同时,产权关系与“两权分离”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是企业改革的一大难题。讨论中,关于“两权分离”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论指数化联动控制与投资风险三分制

本文以我国双重体制并存的现实为背景,对投资规模膨胀症屡治不愈的基本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对如何控制投资规模膨胀的问题作了如下构想:在宏观上,实行指数化联动控制,建立起有效的投资控制体系;在微观和中观上,实行投资风险三分制,即由企业主管部门、企业和银行三方面分担风险,建立起有效的投资自我调节机制.     

关于投资活动的评价问题

本文认为,把投资活动的结果仅仅归结为国民收入的增加是不合理的,以此为基础的直接效益分析结构即静态分析结构也是不合理的;应当建立一种动态的、比较的分析结构,把投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量、投资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状况的影响、投资对产业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影响、投资对国民经济中、长期经济效益的影响等都纳入进来,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 作者是我院经济系毕业博士生,现在国家计委工作。本文是其博士论文《宏观比较投资效益始论》的导言部分,指导教师是刘国光教授。     

现阶段反腐败中扩大民众参与的途径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反腐败的斗争中,扩大民众的参与,是民众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不仅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展开,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为此,要大力推进民主建设进程,拓宽民众参与渠道,也要加强畅通民众参与反腐败渠道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民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企业权力的存在论诠释

社会权力是社会积累劳动对活劳动的必然性支配,是企业权力的来源.资本是现代社会权力的实现逻辑,是现代社会的最高权力,为企业权力奠基.企业权力结构是不同类型资本载体所携载的社会权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不同类型资本载体所携载的社会权力在数量、强度上的历史性变化是企业权力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     

试论我国企业制度文化的路向转换

随着时代境域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的转换,客观上要求我国企业制度文化的路向,从程序化、标准化、理性化为特征的一元性企业制度文化,转向以凸显企业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创新价值为特征的差异性企业制度文化。实现路向的转换,需要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角度,推进以企业家产权制度为中心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企业家团队差异性制度文化和企业创业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