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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至1976年的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颂歌建构起了自身独特的传播消费方式和文本形式.工农兵群众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介入并主导着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批评等各个话语实践环节,内在地规约了民歌形式的制度化进程.工农兵诗歌及其民歌形式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创新现代文化体制和追求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这两个向度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当前诗歌重建中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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