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化思维到整体化思维——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思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方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人性异化,将社会发展的前景寄予"生态"的追寻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结构化思维方式,认为结构化思维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偏执发展,弱化了社会其它层面的应有发展;一方面倡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思维方式,提出建立整体化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相互交织的共同发展。整体化思维与整体性发展的"生态式"思考,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视角,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同一逻辑下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辨释

西方哲学的自我发展典型的以形而上学描述与修正的辩证统一为内在逻辑,正是形而上学所表达的深刻的发展逻辑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哲学乃至人类知识、文化方式发展的进程.以对形而上学在描述与修正方面的认识为线索不仅可以重新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的自在旨趣,即体现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类型的深刻内涵,又可在对形而上学发展逻辑的揭示中获得重要启示,反观作为存在于中国文化转型重要机制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逻辑,在此对照中提升对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的深刻认识.即这种认识不仅仅局限于阐发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与形而上学同一逻辑的“描述与修正”,更能够在现实中诠释形而上学的内在意境,解说西方哲学中国化样态中蕴含的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形态发展的合理动力,探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未来路向.     

再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西方哲学中国化体现出中国学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应具备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这一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从西学传人之初就已经形成,并为一些具有民族性意识和世界性眼光的学者所论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已经不仅局限于探讨中学和西学何为体用的问题,而是西学如何助力于中国社会建设以及中学如何在纳入多元视野以走向世界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不妨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所呈现的特征加以明晰,即不是西方哲学的理论自觉,而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简单进化,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自觉发展.这样的认识方式有助于在哲学视阈中实现中国当代哲学理论的理论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助力.     

"思"与"在"的世界——笛卡尔哲学二元论新解

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重新思考,试图打开一扇领悟"思与在"真实奥秘的全新大门.笛卡尔所论证的"我思故我在"不仅有着确立人类自身主体地位的功效和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他面向生活世界的深沉思考.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既是承认"思"的形上之气质,在人类思维领域为人类自身能力"立法";又是在"在"之中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思"与"在"关系的理解."思"与"在"不再只是对于"谁是第一性?"亦或是"本体如何演变?"这些问题的探讨,更多地表现为为体现"我"的世界的"全"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因此,"在"不仅体现笛卡尔对于客体实在性的关怀,也表现出他对真实生活世界的领悟.所以我们认为笛卡尔是从"我思-我在-他在"的凸显主体之认识道路拓宽到"他在-我在-我思"凸显生活世界之实践道路,其意在引起一种新思考,形成一种新思路.     

论先天范畴作为知识的合法性根据——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知性部分的解读

试图从康德凸显人类认识主体的能力及能力的合理性依据——＂先天范畴＂出发,以此展开了康德整个人类理性批判的核心章节——知性的批判认识,通过对先天范畴合理解读以及人类知性能力的有效正解,试图沿着康德的思想进程理解人类诸认识的可能使命。     

理性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基于高兹生态理性的视角

理性的合理性维度在现代社会被埋没在理性的假象之下,理性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指导性作用。高兹在此意义上提出了具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启发的不仅是理性重新思考的必要性,而且指向了人类生存维度的理性建构,即高兹提出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把人类理性引向生存维度,凸显了理性的现代性张力,理性不仅要顾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生态理性把握住了理性在生存维度上的合理性。     

《老子》道与德的深度分析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方法的研究,研究者众且研究角度丰富。但综观而言,仍难言已打开了对概念、命题讨论的关系网。史宁中先生近年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开创性的研究。按照史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的挖掘思路对《老子》、《庄子》、《墨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进行研读,以道、形、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展开继续研究,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本组文章努力尝试发现并进一步确证: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辨性和大一统性的思想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与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在发生时间上早于西方、在深刻性上高于西方、在理论形态上以辩证逻辑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思辨规律、思想特质、理论形态和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人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开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引导价值。     

张载《正蒙》篇“理”“、道”之辩证逻辑

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极具特色,它既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又吸取佛、道二家"虚无"、"无为"等思想精华,自成一派地表达了自身对世界以及人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解。而国内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常聚焦在张载、朱熹以及"二程",本文便以张载《正蒙》作试,一改对张载传统认识论的理解,将其"理气观"置于"道、形、气"维度,试图以西方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打开张载由"理"生"道"的辩证逻辑理路。     

形而上学语境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研究

西方哲学以形而上学批判自我的发展及演变逻辑展现着西方哲学的气质与精神,即在描述与修正的逻辑上诠释哲学本身;形而上学内涵的内在转化又表达了一种哲学视野的扩展,即从本体论到人文精神。西方哲学中国化同样经历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描述阶段以及不断注入中国力量、中国话语的修正阶段,进入新时期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更是在描述与修正的辩证统一之中彰显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未来。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的描述与修正现实地诠释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内在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