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科研与资源之争——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专访

一　资源重整 :大学整合与择优原则　　近期舆论对李国章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前所提出的大学合并问题 ,曾有热烈的讨论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在受访时表示 ,在资源有限的大前提下 ,这是大学整合的一个契机 :大学不只是可以合并 ,也可以重新整合 ,从减少重复到获取CriticalMass以及更有效地运用资源等 ,都有可取之处。但是在整合过程中 ,不可低估其中可能面临的困难 ,这不但涉及不同的人事因素 ,在整合的对象上亦有相异的校风和不同的卓越优项。朱经武校长认为 ,“大学整合”的概念远比“大学合并”来得更为恰当 ,若能进一步发展各校的优…     

张爱玲小说与女性问题:教育、事业、爱情与婚姻的挑战

除了婚姻问题以外，教育问题与个人的趣致、志向和事业，无疑是女性一生重大的挑战，直接指向人格独立和自我认知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成长经验相信提供给她不少反省认知的机会，以及促使她获得经济能力和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在这方面，《童言无忌》和《私语》等文，一直是研究张爱玲早年生活体验的重要传记。张爱玲从香港大学回到上海后，成为自食其力的作家。她曾借用了苏青的话暗示出一个职业女性内心的感受：“我（苏青）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回味几遍后，张…     

全球化的高等教育新战场——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

“大学是时代的一种表徵” ,金耀基在《两个文化的对垒》一文中曾举佛兰斯纳(A .Flexner)的这句名言指出 ,“大学应本于自身所追寻的信仰和价值 ,成为社会风尚的定力和文化的指针 ;然而 ,今日香港的高等教育却遭受贬抑的命运”。金校长指出 ,过去近 2 0年间 ,香港的大学受到政府很好的支持 ,然而今日因经济危机的冲击 ,资源减少 ,大学教育亦受到贬抑。香港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需要各界更进一步的支持。一　大学整合事件 :政治化的吊诡2 0 0 2年 1 0月 1 7日 ,笔者回到母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 ,金校长多年来鲜少接受访问 ,此次…     

时代女性与女性病体——重读庐隐小说的身体书写

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的一生充满迂回曲折的动人故事。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传统社会过渡到五四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之一。身为时代的新女性,庐隐在其作品中刻划与思考了女性的各种困境。在她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中,庐隐特别喜爱书写患病了的女性身体及其相关的各种内心/精神面貌。这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女性、表现丰富的身体书写,涉及许多隐喻,在书写与文本的诠释上提供很多阅读空间。庐隐的女性病体铭刻,可以说构成"五四"女性文学中最凄厉惨痛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身体书写现象与女性文学建构。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一 引论:张爱玲小说与女性亚文化群体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如何能够忠于她的生活、历史、文化现实以及她自身的性别特质。在这方面,张爱玲很少加以伪装或反串。此种忠于自身(女性)经验的书写模式,让张爱玲得以忠于自己的性别/经验而写作。不论是在女性压抑、焦虑或内囿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张爱玲小说中挖掘到各种有关女性的沉默、匮乏、分裂、甚至疯狂的意涵和潜在文本。 大体上,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乃在于她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囿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这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事实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她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和现实问题。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     

漂泊世代:台湾当代作家的离散书写与原乡情怀

台湾当代海外作家的"离散"(diaspora)文学书写,将现代中国人集体流放现象再现为一种标记远离乡土的文化符号,体现较为特出的离散叙述和流放语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大量到美国留学而后居留下来成为知名作家。他们身在异乡心怀故土,形成了新大陆上的离散文学作家群体,表现了丰富的怀乡和复杂的原乡情感。不论出生于大陆与否,这些作家在乡土的追思中体现了矛盾的认同意识与离散语境,在关注历史、文化与政治等变动之余,也对民族文化的命运表现了强烈的关怀与忧虑。他们身处故乡与异乡之间,书写复杂的原乡情怀,表现出隐性或显性的离散与自我放逐情感。这些海外作家的离散情意结,也代表了海外孤儿追思大陆故土与台湾家园的乡土文化情怀。他们将中华民族集体离散的文化现象再现为独一无二的文学符号,构成台湾离散文学的主题和丰富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