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摸象与成竹在胸:分科治学下学术的细碎化与整体性

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已成体制,纵横两面,相互隔膜。所做学问,或许符合后出外来的学科轨则,却不理解前人的习惯做派。诩为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画地为牢,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实无二致。至于所谓跨学科,则往往是坐井观天,或踉跄跳跃,以局部求通论,以归纳代贯通,势必以偏概全,看朱成碧。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之事,日益习以为常,甚至天经地义。博而后约,以专致精,由精求通,整体之下探究局部,仍为治学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门。如此,才能接续前贤的未竟之业,以免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或以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为治学的正道坦途。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科学史学大致有史料与史观两条路径。新学制确立后大学史学系本科教学的迫切需求 ,使史学课程的设置一脉相承地体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即使在整理国故的影响下 ,一度出现断代和专题化 ,综合史观依然大受欢迎。一些学人批评史料派的窄而偏与史观派的泛而浅 ,试图沟通。可惜由于教学和研究的不同需求而被强化的学派分歧 ,在不断变化的西潮涌动下难以协调。分立的学派不仅造成学术界的长期裂痕 ,也扩大了思想的对立     

理解本意,寻绎演化——本期专栏导言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进行有年,收效显然,困惑亦多.探索前行,应是恰当写照.概言之,此项研究,重在怎样做,而非做什么.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

1908年旧历元旦的东京留日学生会馆排满演说,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事件,曾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它象一朵报春花,预示着革命热潮即将来临。然而,目前史学界关于此事引以为据的两条主要资料,即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的有关回忆,却有不少失实之处。两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北洋军阀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行说法,虽有实事为本,主要还是由他指和后认层垒叠加而成的.从近年来学人研究的情况及梳理习见资料可知,“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指称,出现的时间至少较专题研究所说各早两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称,主要是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北洋军阀”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后,所指称之实事的谱系化一直持续发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随时有所变化.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概念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相关研究的取向.     

近代广东学术因缘——栏目解说

一地的学术传承及学风流变,自有其渊源因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虽然天翻地覆,脱胎换骨,学术思想也随着各种东西学新知的大量输入而旧貌换新颜,内里仍然深受固有理路脉络的影响制约.就全国范围而言,历史上广东学术大都处于旁支地位.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