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汉书》为扬雄立传原因考论

清代学者黄承吉提出"扬雄《汉书》中不当有传"之说,张佩纶则贬斥《扬雄传》不伦不类。考察可知,二人所说皆有失偏颇。扬雄进入《汉书》与《汉书》的断限并不冲突,且符合《汉书》"非常之人"的立传标准。此外,联系《汉书》的成书过程及班氏父子的史学观点等因素,可推测《扬雄传》最早可能见于班彪《史记后传》,其后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扬雄在《汉书》中受到殊遇,与班氏父子的私人情感有密切关系,亦体现了他们作为史家而兼文士的特点。     

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范式转移时代,"革命"与"危机"并存,故新旧范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在所难免。在国学研究中,无论国学所充当的角色是信仰还是知识,都必须以稳妥的态度对待。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同时,整个知识界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范式转移,即自然科学逐渐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在此背景下的国学研究,要有大文化观的视野,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注重对国学精神的汲取而非外在形式的复古,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并行而非局限于学术。唯此,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才更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