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的禅宗史研究

<正> (一) 在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中,禅宗史的研究占有重要位置,并曾作出过一定贡献。胡适在谈到早年禅宗史研究时说:“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神会和尚遗集》)为什么?据他自己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所能够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十一世纪以后的,都是经过宋人篡改过的。”(《治学方法》)又说,“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是不可靠;寻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难。”(《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这一原因促使他去寻找新资料。     

宋代佛道问题的综合考察

宋王朝建立后,为了消除唐藩镇割据的因素,缓和与应付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措施。而专制统一的思想首先要求重整封建伦理,把三纲五常系统化,把忠君爱国提到日程上来,并进而使伦理本体化。处于每况愈下中的宋王朝还需要神灵的支持,使宗教神学为自己的统治以灵光圈的印证和保护。世俗哲学和宗教神学共同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长期以来那种三教鼎立、世俗哲学与宗教神学并存而又对立的局面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它们面临着各自的艰巨任务。世俗哲学有必要在董仲舒等人对先秦儒学改造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全面改造,使之进一步神学化;宗教神学则务必全面世俗化,以更有效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儒学的宗教神学化和佛教、道教的世俗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融合吸收便构成这一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内容。     

晋宋之际思想界的状况——以《喻疑》为中心考察

本文指出《喻疑》的思想史价值,揭示僧叡等佛教学者的理论创新意义,认为正是这类几乎被思想史湮灭的义学高僧,他们的学术成就推动着晋宋之际思想界的风云变幻,并最终实现中观学派理论向涅槃佛性学说的转化。     

道信的禅学思想

<正> (一) 禅宗的真正初但是慧能。从达摩到弘忍,这五代法裔相传的过程是禅宗的预备阶段;由于他们主要依持《楞伽经》,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的禅学史称之为楞伽师承时期。在楞伽师递相传承过程中,道信(580—651)是至为关键的人物。他的禅学思想有许多独到之处。史载南天竺僧侣菩提达摩在北魏时以“理入”和“行入”两门传授弟子:“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第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僧,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当受之,都无怨对……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得而安……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续高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见《大正藏》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