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格的现代叙写——重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虽然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但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却是难得的一致,足以自成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文学评价本身的时代演变有关,也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传统前后衔接,但在汉语文化的创作背景下,他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接纳,毫无障碍地获得共鸣,其实与创作中渗进的传统文化人格有莫大的关系。从小说的情感抒发、情节节奏、氛围营造到人物品性无不显现出浓重的古典士大夫情调。汪曾祺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新生,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人格的精神流脉由隐而显地重新涌动,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性爱化"的革命与"革命化"的性爱——从"左翼文学"到"十七年"文学性爱叙事的流变

二十世纪中下叶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左翼文学"到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这一合乎"逻辑"的流变,与其说是艺术发展审美规律的驱动,不如说是外在的社会历史情势使然;与其说是一种即使潜伏隐约但仍有脉络前后承续的流变,不如说是一种文学新质由外部横挤进来对之进行占领改造后,新的文学形态突兀而起而旧有的文学质素被化合至几乎无有的"猝变".     

传统人格的现代叙写——重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虽然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但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却是难得的一致,足以自成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文学评价本身的时代演变有关,也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传统前后衔接,但在汉语文化的创作背景下,他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接纳,毫无障碍地获得共鸣,其实与创作中渗进的传统文化人格有莫大的关系.从小说的情感抒发、情节节奏、氛围营造到人物品性无不显现出浓重的古典士大夫情调.汪曾祺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新生,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人格的精神流脉由隐而显地重新涌动,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现代性的“吁求”及其“后果”——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莫言的《酒国》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作为启蒙时期对现代性"吁求"的喻示,那么莫言的《酒国》则可看作是现代性某种"后果"的喻示。二者不约而同地选取"吃"、"饮食"作为比拟历史、审视当下的切入口,暗含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文化心机,聚焦了后发国家最为敏感的民族心理区域。由《狂人日记》到《酒国》所象征的现代性无效和失败的后果,究其根源,首先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悖论,也昭示了这种悖论在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时,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束缚属性实现了某种媾和,并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酱缸效应"合谋促成了对现代性局限的放大和效果的抵消、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