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司法监督机制研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司法权力扩增,司法权的监督成为重点。当前,司法责任制带有结果主义导向误区,传统监督机制功能日趋虚化。大数据则为司法权的监督提供了新路径,体现为基于数据采集的实时监督机制,基于数据画像的业绩考核机制,基于知识图谱的证据审查机制以及基于法律推理的偏离度预警机制。大数据司法监督具有全景式监督、预防性监督及算法监督的特征。同时,要注意大数据司法监督中的数据风险和算法风险,防止“监督”演化为“监控”,防范大数据对司法裁判权的过度干预。     

论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民事权利体系的不可兼容性

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并没有改变人格权的性质,只是将人格要素的财产性利益显露出来。从美国公开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分析出,公开权的创设是为了弥补隐私权的缺憾。美国法中隐私权在普通法中出现,并一步步确立为成文法,难以提炼出关于一般性的人格权概念。通过对比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一般人格权制度中对于姓名、肖像人格等要素的保护方式和保护效力,探究是否需要对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益采取单独设权的保护模式。在中国,通过姓名权、肖像权、商标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可以有效地对人格要素的财产利益进行规制,从而达到与美国公开权制度类似的保护效果。所以不需要引入公开权制度,以免对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不必要的冲击。应当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下解释人格权商品化的现象,促进人格权的积极利用。     

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

一、国际大背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它一方面要求把各国、各民族的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 ,不断强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 ;另一方面则要求各国、各民族发展最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和产品 ,更充分、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换。中国加入 WTO,是积极、主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 ,对经济比较落后、产业比较薄弱的西部而言是挑战大于机遇。当然 ,按照国际惯例 ,在加入 WTO的适应期中允许新加入国进行适当的产业保护 ,但是不可能把西部划成“特区”…     

网络犯罪治理中第三方网络平台的转型与规制

<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犯罪也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对象、工具的传统犯罪形态，发展成为以网络空间为平台的新型犯罪形态。一方面，新型网络犯罪具有技术性特征，“爬虫”“跑分平台”“第四方支付”等形式的新型网络犯罪层出不穷^[1]；另一方面，新型网络犯罪具有生态性特征，网络犯罪借助网络平台和其他网络技术工具，形成了相互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