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

关于健康不平等现象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即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以往研究主要通过追踪数据来检验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机制,并从侧面比较了这两种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强调健康不平等是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再生产,而社会流动是降低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因而,本研究假设,是否发生社会流动对于改变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上向(下向)流动能够促进(降低)人们的健康水平,并且有助于降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分析发现,社会流动(方向和距离)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著作用,但只有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才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升(或抑制)作用。从总体上看,在当前中国背景下,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强于健康选择论。社会流动在健康不平等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混合作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水平。     

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

自索罗金开创社会流动研究先河以来，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方法运用最复杂的领域。本文简要回顾了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基本传统、核心问题，并重点讨论了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及西方比较社会流动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新趋势。     

户口与迁移时间:上海城市迁移人口的阶层地位获得(1977—2014)

在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户口和迁移时间变量,可以增强地位获得模型对于中国迁移人口地位获得的解释力。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两次重复截面调查的汇总数据,研究上海城市迁移人口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获得上海户口的迁移人口的职业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上海本地人口,以及其他未获得上海户口的迁移人口。另外,改革初期迁移比改革后期迁移到上海的人口职业阶层地位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获得上海户口同迁移时间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对于改革初期迁沪人员而言,是否获得上海户口对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较近时间的迁沪人员来说,获得上海户口对提升阶层地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型还是"橄榄"型,在上海社会分层研究中仍有争议,而对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更是缺乏关注。文章依据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3个维度将上海城市居民划分为6个社会阶层,并根据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目前上海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仍然具有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文章通过对不同年代代际流动表的分析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边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跨越边界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难度较大,这一现象可能会给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定的风险。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06年的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收入分配以及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均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另外,在知青群体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的阶层分化和生活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知青和非知青生活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     

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

自索罗金开创社会流动研究先河以来,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方法运用最复杂的领域。文章简要回顾了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基本传统、核心问题,并重点讨论了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及西方比较社会流动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新趋势。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转型期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与调适

本文将社会不公平感区分为个人层次和社会层次的不公平感。轻度的社会不公平感可能促使个人通过自我改进的方式来恢复社会公平感，可能促进社会变迁；严重的社会层次上的不公平感会导致个人的失范行为，甚至社会倒退。为了避免个人及社会层面的不公平感的层次累积，社会组织部门和政府应当积极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适人们的社会不公平感，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社会心理保证。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自我效能感与健康不平等：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

以往关于健康不平等的解释存在多种非竞争性理论,不同解释机制之间缺乏整合。将健康不平等置于“结构”与“能动性”互动框架中,通过引入自我效能感概念,可以整合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效能感、健康行为与心理压力等因素,构造解释健康不平等的一个综合框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数据的分析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劳动力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更高,其中介解释机制主要表现为高社会经济地位劳动力人口的自我效能感较强,这促进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有规律地参与体育锻炼,更重要的是自我效能感缓解了他们在工作中的压力,最终提升了他们的自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