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

本研究以某外卖公司中程序员实习生的甘愿“被制造”为例，探讨了不稳定工作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发现程序员实习生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下，习惯于将自我物化为特定的可计数的劳动产品，或是被认为是职业发展“通行证”的技术等级，并认定只有在互联网企业中而非学校、国企或外企中才能成就这种进取自我。尽管“导师-实习生”的关系以及凸显男性气质的性别游戏也构成了游戏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们非但没有挑战，还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进取自我，即不断提升自己技术等级的逻辑。然而，在程序员实习生被循环和无感的时间所蒙蔽，以及私人生活被极大压缩的情况下，进取自我游戏的结果注定是大多数人的自我迷失。     

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一直以来,腐败的跨文化比较工作在学界有所缺失.在对OECD数据库39个国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清廉国家除了平权加个人主义的市场理性模式之外,还存在法国、日本等容许较大权力差距认同的其他模式.相比之下,三种腐败国家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监管不利.其中常规模式和俄罗斯/韩国模式可分别以日本和法国模式为转型的借鉴目标.制约腐败的中国模式转型之关键,在于“变通”的文化特质并不为任何一种清廉国家模式所具备.     

重新发现信息社会:来自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回答

在技术决定论或是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下,对于信息社会的阐释势必都是通过"黑箱化"技术或是社会的一端而实现,但却又造成了身份和功能的被区隔化与信息社会所标榜的统一化整体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平等地对待人和非人的行动者是消除"技术-社会"二分,也是变"反常"为"正常"的最有效方式。进而,农民"使用"手机的案例佐证了分析视角的有效性。     

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对南方某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

脱耦与合法性重建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和中国科技孵化器建设事业的重点。已有研究对组织特性和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强调,并不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大学孵化器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机制。本文通过对南方某成功运作的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当面对强大的环境神话压力时,无法实现经济效率的初创期组织必须首先完成合法性重建,才能进行正式的制度化。该孵化器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移植已形成特殊信任的校友网络实现道义合法性,再进一步抓住现实机遇,借助项目的成功实现实用合法性。唯一权威领导的塑造和“四不像”模糊制度理念的宣导等都是重建中重要的意义建构的部分,这也离不开与更大的制度场域的重新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