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互联网技能会带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吗?——基于C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正逐步与“三农”领域相互融合,重塑着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观念。为此,本文结合CSS2015数据,系统探究互联网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与文娱消费倾向,降低恩格尔系数,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即互联网技能可以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推动农村消费升级;②随着分位点提高,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呈现倒U 型态势,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呈现U 型态势,相比之下,互联网技能只对高分位点文娱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③互联网技能会增加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优化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以上结论有助于认清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层影响。     

频繁换工：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吗?

不同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和制度主义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讨论,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了考察。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低学历”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为引导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稳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