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视阈下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

网络流行是青年进行个性化表达的时尚符号,也是青年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的鲜活反映,其迅猛发展对当代青年核心价值观传播与认同构成新的挑战,表现为网络休闲异化导致普遍价值和意义的销蚀,信息碎片化拼贴与解构带来价值空化,网络"符号化"交往引起主体的身份迷失与信仰困惑。实现网络流行语视阈下的青年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培育,需要动态研判网络流行语把握青年价值取向,借助流行语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建构,提升青年话语赋权实现核心价值观青年化,正视流行语隐性价值表达重塑青年主流价值归属。     

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影响下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

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日渐活跃,对青年核心价值认同意识的培育形成新的挑战,表现为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根基受到侵蚀、青年价值观选择面临更多困惑与彷徨,青年价值表达趋向于功利化和庸俗化。导致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障碍的主要诱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而言,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郁积引起的价值困惑是重要影响因素。从主观方面而言,在网络信息"充足的悖论"影响和冲击下,青年"从众"和"集体无意识"的盲从心理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在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影响下,实现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意识的培育,需要因势利导、多层次构建认同培育体系,其中,掌握青年核心价值观网络话语权是关键,创新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模式是基础,健全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利益关怀机制是现实要求。     

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

毛泽东对于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现象,尽管没有提倡,但其一系列的决策和主张,实际上对浮夸风的产生和蔓延起了鼓舞、推动的作用,从客观行为效果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是相信、认可了浮夸风,并且被卷入其中,成为浮夸风不自觉的提倡与鼓吹者。随着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对浮夸风的认识开始转变,由相信、认可的角色逐渐转向对其作出怀疑、否定的判断,并由此开始了局部的纠偏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其纠偏的成效是有限的,未能从根本上纠正、终止浮夸风的破坏。     

粮食统购统销视域下国家与农民关系（1953-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缓解严重的粮食危机,出台并强力实施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此引起农民强烈的反应并形成农民与国家之间紧张的互动和博弈。这种互动和博弈主要表现为国家统购统销与农民自由之间的矛盾,高征购引发农民“粮食恐慌”的危机,强迫命令风导致农村干群关系尖锐对立。在农民微弱且坚韧持久的利益表达压力下,国家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统购统销政策,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现双方的“利益整合”,冲突得以调适和纾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和博弈,不仅折射出国家尊重农民、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所做的不懈努力,也为当今推进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借鉴。     

南岳军事会议对日军事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转变对日战略,明确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二期抗战任务;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有限攻势与反击”战略指导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战略思想;会议依据新的战略形势全面调整各战区规划部署并强化部队整训、提升国军战力。南岳军事会议成功实现抗日过渡时期的重大战略转变,对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思想演变探析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先后历经临潼兵变、应对南京方面武力讨伐、送蒋还京三个重要阶段,由此面临着三次重大思想抉择,形成了从扣蒋、释蒋到送蒋的思想演变历程。引起张学良思想剧烈演变的原因,固然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有莫大关系,但也不能忽视当时错综复杂历史背景下的非常动因。具体而言,西安事变后国内外近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与谴责、南京方面武力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纷争与严重歧见,都是促成张学良采取断然措施、实现从扣蒋转向释蒋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张学良而言,无论扣蒋、释蒋还是亲自送蒋,都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赶超”思想成因分析

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促使毛泽东“赶超”思想形成的因素很多，既有对生存危机的强烈忧患，又有深沉的民族使命感的感召；既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激励，又有国际“实力主义”政策的鞭策，同时还受社会主义国家赶超理论浪潮的刺激，内外因相互作用，共同促使其形成了“赶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