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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玛丽·芙特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6(5)
联合国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积极发挥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主要场所。联合国作为全球核心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对自身地位的关注以及中国规范与原则和联合国某些规范与原则之间的互补性可以解释中国行为的这一变化。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安理会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实施对某些行为的限制和许可能力,以及对特定行为赋予合法性或削弱合法性的能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有效运用联合国大会体系表达其广泛的政治和道义诉求;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积极参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非战斗力量走出去及其能力建设也很有助益。中国积极介入当地的斡旋外交,在收益上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中国更多参与联合国的部分核心活动所承担的国内与国际成本相对较低而潜在收益巨大,同时,联合国也是中国可以有效依托的表达其世界观与全球秩序观的平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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